<p class="ql-block">從松潘到茂縣，我們驅車穿213國道，歷時三個多小時，跋涉約140公里，終于抵達這片被岷江滋養(yǎng)的古老土地——茂縣。這里是羌族文化的心臟地帶，也是我們探尋“羊”與“羌”千年羈絆的起點。羌族之“羌”，在漢字中由“羊”與“人”構成，漢代《說文解字》有載：“羌，西戎牧羊人也?！币粋€字，凝練出一個民族與羊共存共生的歷史圖景。羊，不僅是他們賴以生存的伙伴，更是族名的源頭、信仰的圖騰，深深烙印在羌人血脈之中。</p> <p class="ql-block">步入中國羌族博物館，迎面而來的是一座昂首挺立的雕塑羊，它仿自館藏珍寶——漢代青銅羊燈，按比例放大而成。羊頭高揚，雙角螺旋卷曲，身軀渾圓，尾短上翹，神態(tài)生動，仿佛正從遠古走來。最令人稱奇的是其巧妙構造：羊背與身體分鑄，頸部設活紐，可將背部翻起平放于頭頂，化作一盞燈盤。這不僅是一件藝術品，更是一盞穿越千年的智慧之燈，照亮了羌人對羊的尊崇與生活的巧思。</p> <p class="ql-block">傳說中，羊曾于危難之際守護羌族經(jīng)書，因而被奉為神圣之物。這只青銅羊燈，正是這種信仰的具象化表達。它融合羌族對羊的圖騰崇拜與漢代青銅鑄造技藝，燈身雖小，卻承載著民族交融的厚重歷史。羊即人，人亦如羊，在高原牧歌中相依相守，共同書寫了一部“以羊為名”的文明史詩。</p> <p class="ql-block">這件珍貴的青銅羊燈，于1992年在茂縣南新鄉(xiāng)牟托村的一號石棺墓中重見天日。這座墓葬是我國石棺葬文化中等級最高、結構最復雜、隨葬品最豐富的代表，墓主極可能是當時茂汶地區(qū)的政治或宗教領袖。羊燈隨葬，不僅彰顯身份，更折射出羌人對死后世界的信仰——羊，是通往彼岸的引路者，是靈魂的守護神。</p> <p class="ql-block">追溯羌族的根源，我們不得不提及三千多年前活躍于西北大地的古羌人。他們以游牧狩獵為生，逐水草而居，是華夏民族的重要支脈。藏族的起源亦與古羌息息相關，可以說，羌，是西南諸多民族的共同母體。而“羊”，始終是他們身份認同的核心符號，貫穿于語言、信仰與生活方式之中。</p> <p class="ql-block">約公元前4世紀，一部分古羌人自甘肅、青海南遷，越過群山，抵達岷江上游的茂縣一帶。他們與當?shù)赝林诤?，逐漸形成今日羌族的主體。這片高山深谷，成了他們新的家園，而羊，依舊是他們最忠實的伴侶，在風雪高原上踏出生命的足跡。</p> <p class="ql-block">秦武王元年（前310年），設湔氐道，茂縣地區(qū)首次納入中原王朝版圖；至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置汶山郡，轄五縣，鳳儀、疊溪等地成為行政中心。東漢時雖建制屢變，但茂縣始終是羌族聚居之地。羊群在山間游走，羌人在河谷生息，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而他們的生活方式卻如磐石般堅韌。</p> <p class="ql-block">三國蜀漢時期，綿虒仍置汶山郡，汶江道改為汶江縣，羌人生活未受根本改變。西晉至南北朝，郡治遷移、州名更迭，行政歸屬幾經(jīng)變遷，但茂縣始終是羌漢雜居之地。在這片土地上，不同民族如羊群般共牧一山，彼此交融，漸成一體。</p> <p class="ql-block">隋代設汶山郡，唐貞觀八年（634年），改南會州為“茂州”，此地始得“茂”名。唐王朝在此設立正州與羈縻州，任用羌族首領為刺史，實行柔性治理。羊群在山坡上吃草，官府在城中施政，一種尊重與共存的秩序悄然形成。</p> <p class="ql-block">宋代沿襲唐制，設茂州通化郡，轄二縣十羈縻州，羌漢交流日益頻繁。元代屬吐蕃宣慰司，仍置茂州，開始推行土司制度，地方勢力逐漸成型。羊，依舊在田野間漫步，而人間的權力結構，也在悄然演變。</p> <p class="ql-block">明代洪武十七年（1384年）復置茂州，汶山縣并入。明末清初，大量漢人遷入，帶來農(nóng)耕技術與文化習俗，羌漢融合進一步加深。清代順治初年隸成都府，雍正五年升為直隸州，乾隆后推行“改土歸流”，廢除土司，代以流官。古老的羌寨在時代洪流中，緩緩步入中央王朝的治理體系。</p> <p class="ql-block">民國二年（1913年），茂州改為茂縣。1927至1935年間屬松理懋茂汶屯殖督辦公署，后劃歸四川省第十六行政督察區(qū)。政區(qū)更迭如云卷云舒，而羌人依舊在山中放羊，唱著古老的歌謠。</p> <p class="ql-block">1950年1月，茂縣解放，人民政府成立。1958年，茂縣、汶川、理縣合并為茂汶羌族自治縣。1963年，汶川、理縣恢復建制，自治縣治所遷回鳳儀鎮(zhèn)。1987年，阿壩藏族自治州更名為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茂汶羌族自治縣亦更名為茂縣。歷史的每一次轉身，都讓羌族的文化身份更加清晰。</p> <p class="ql-block">在博物館的展柜中，一幅羌族婦女的刺繡作品靜靜綻放。羌繡，源自新石器時代的紋飾傳統(tǒng)，從茂縣出土的“繩紋”陶罐可見其雛形。隨著織麻與彩陶技藝的發(fā)展，刺繡逐漸成為羌族女性表達美的重要方式。明清時期，挑花刺繡盛行，針線之間，繡出的是山川、是羊群、是生活的希望。</p> <p class="ql-block">彩繡以五彩絲線勾勒圖案，色彩明麗而不失和諧，常用于表現(xiàn)花卉、飛鳥、走獸，栩栩如生；素繡則以黑白為主，色調淡雅，針法細膩，布局精巧，宛如“清水出芙蓉”，樸素中見高潔。一彩一素，恰如羌人生活的兩面：熱烈與寧靜，皆在布上流淌。</p> <p class="ql-block">羌繡針法豐富多樣，挑繡（十字繡）最為普遍，依布料經(jīng)緯繡出規(guī)整十字，對稱嚴謹；納花繡色彩對比強烈，視覺沖擊力強；纖花繡清秀明麗，鏈子扣則剛健淳樸。每一種針法，都是指尖上的舞蹈，是代代相傳的密碼。</p> <p class="ql-block">材料上多用粗布為底，棉線或絲線為繡線，五色交織，黑白為基。繡品廣泛用于服飾與生活用品：領口、袖邊、圍腰、飄帶、鞋面、鞋墊、腰帶、挎包、桌布……既美化生活，又增強耐用性，實用與審美渾然一體。</p> <p class="ql-block">羌繡被譽為“繡在布上的史詩”，它不僅是技藝的展現(xiàn)，更是情感的寄托。少女以繡傳情，男子憑繡識心，一針一線，縫進的是對自然的敬畏、對生活的熱愛、對美的追求。它是羌族文化的活態(tài)傳承，是女性智慧的結晶，更是民族記憶的載體。</p> <p class="ql-block">你是否記得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手捧花？那看似鮮花的絹花，實為上海社區(qū)大媽手工編織。而當我走進茂縣羌族博物館，才驚覺：原來羌族人早已掌握這般精妙的非遺技藝！他們用絲線與巧手，將自然之美凝固于布帛之上，讓花朵永不凋零，正如他們的文化，在時光中永恒綻放。</p> <p class="ql-block">館中陳列的一具工藝考究的羌族手工銅火鍋，散發(fā)著古樸的光澤。相傳其形制源于古羌青銅鼎彝，承載著遷徙中的飲食智慧。在寒冷高原，一家人圍坐火塘，銅鍋沸騰，熱氣升騰，不僅是味覺的享受，更是情感的凝聚。這口鍋，煮的是肉香，燉的是親情，傳承的是羌人對生活的熱忱與對祖先的敬意。</p> <p class="ql-block">銅火鍋多為葫蘆形，鍋灶一體，中置炭火，四周環(huán)繞湯槽。鍋身刻有太陽、月亮、山川、動物等象形紋飾，每一筆都蘊含神話傳說與宇宙觀。這些圖案不僅是裝飾，更是羌族文化的符號。</p> <p class="ql-block">羌族建筑以碉樓、石砌房、索橋、棧道和水利筑堰等最著名。</p> <p class="ql-block">羌語稱碉樓為“邛籠”。早在2000年前《后漢書.西南夷傳》就有羌族人“依山居止，壘石為屋，高者至十余丈”的記載。</p><p class="ql-block">自唐朝來，羌族人民因各種原因向西北遷移，到了西藏和青海，所以現(xiàn)在，羌族碉樓也被稱為藏族碉樓。</p><p class="ql-block">碉樓多建于村寨住房旁，高度在10至30米之間，用以御敵和貯存糧食柴草。碉樓有四角、六角、八角幾形式。有的高達十三四層。建筑材料是石片和黃泥土。墻基深1.35米，以石片砌成。石墻內側與地面垂直，外側由下而上向內稍傾斜。修建時不繪圖、吊線、柱架支撐，全憑高超的技藝與經(jīng)驗。建筑穩(wěn)固牢靠，經(jīng)久不衰。</p><p class="ql-block">并且，早在1988年的四川省北川縣羌族鄉(xiāng)永安村發(fā)現(xiàn)了一處明代古城堡遺址“永平堡”，歷經(jīng)數(shù)百年風雨，仍保存完好。</p> <p class="ql-block">這就是我在茂縣《中國羌族博物館》了解的羌族歷史文化。</p><p class="ql-block">下一站四川成都崇州街子古鎮(zhè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