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炎漢祚終，西晉鼎革。如何處置蜀漢這一前朝正統(tǒng)餘脈，成為新朝立制的核心議題。安樂公劉禪之後，其子劉恂作為「劉備嫡孫」，所承載的「漢統(tǒng)」血緣符號，使其深陷「名義可羈縻」與「威脅需根除」的政治張力中心。史載劉恂之「驕暴」污名，實為西晉皇權「構陷除患」策略的關鍵一環(huán)，旨在為剷除正統(tǒng)潛敵披上合法外衣。本案精準折射西晉對「血緣正統(tǒng)核心宗室後裔」的治理範式：表面施以封爵羈縻，實則系統(tǒng)剝奪權力，並以道德污名進行輿論絆殺。其宗室在長期壓制下已極度脆弱，最終在永嘉之亂的時代浩劫中慘遭屠戮，血脈斷絕，為古代王朝處置前朝核心宗室提供了「軟性絞殺」的典型樣本。</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一）境遇表象：官史敘事中的「失德」定位與史實印證</p><p class="ql-block">西晉官史敘事中，劉恂的形象被刻意導向「驕暴失德」，以為其政治邊緣化預設道德依據(jù)，核心論調(diào)聚焦「私德有虧、不堪嗣統(tǒng)」，構建其「負面典型」的官方定位。</p><p class="ql-block">《華陽國志·卷七·劉後主志》載其世系：「安樂公思世子璿，弟瑤、琮、瓚、諶、恂、璩六人。蜀敗，諶自殺，餘皆內(nèi)徙洛陽。值永嘉亂，子孫絕滅。唯永孫玄奔蜀，李雄偽署安樂公以嗣禪後?！筟1]（第89頁）此載確立其宗室身份與家族命運。其污名核心出於《華陽國志·卷十一·後賢志》：「安樂思公世子早卒，次子宜嗣，而思公立所愛者，文立諫之，不納。及愛子立，驕暴，二州人士皆欲表廢。立止之曰：『彼自暴其一門，不及百姓，當以先公故得爾也?！弧筟2]（第146頁）此處經(jīng)考證「安樂思公」為劉禪、「愛子」當指劉恂。文立的勸阻之語，成為同時代唯一涉及劉恂品性的直接記載，然其指控模糊，且「不及百姓」之辯護已顯根基虛弱，為其境遇表象與實質的反差辨析埋下伏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二）境遇實質：金籠羈縻與守節(jié)自持的雙重困境</p><p class="ql-block">劉恂的嗣爵背後，是西晉對「血緣正統(tǒng)核心宗室後裔」的系統(tǒng)性壓制，其「守節(jié)自持」則加劇了晉廷的猜忌，形成「構陷-自持」的生死博弈。</p><p class="ql-block">1、正統(tǒng)符號的絕對忌憚與制度性壓制的強化。 劉恂「劉備嫡孫」的身份，是西晉法統(tǒng)合法性的直接挑戰(zhàn)。晉廷對其深懷忌憚，構建了嚴密的政治隔離與監(jiān)控體系?！稌x書·卷五十七·張光傳》載：「蜀氏之滅，徙其豪傑於關中，以防其貳?！筟3]（第1563頁）此條史料明確西晉對蜀地核心群體的強制遷徙政策，蜀漢宗室作為「豪傑」核心構成，自然在遷徙之列。更有西晉朝廷親頒詔令為據(jù)，《晉書·卷二·文帝紀》載咸熙元年詔曰：「（咸熙元年）冬十月丁亥，詔曰：『蜀之豪帥，面縛歸命，今皆徙置中原，示以威懷?！弧筟16]（第38頁）此詔直接將「蜀之豪帥」（含劉氏宗室）納入強制遷徙範疇，以帝王詔令形式確立對蜀漢核心群體的集中管控策略，從國家制度層面印證劉恂所處的政治高壓環(huán)境。在此嚴苛制度下，其行動自由與政治權利已被剝奪殆盡，《晉書·職官志》明載諸侯「凡王，不之國，官於京師?！す畈幽形宓龋詿o兵馬，其官屬皆減公侯之半?！筟4]（第746頁），使其「驕暴害民」缺乏任何客觀基礎與制度可能。</p><p class="ql-block">2、「驕暴」罪名的法律虛妄與政治構陷本質。 晉廷所指劉恂「驕暴」之具體行為，史無詳載。然考《晉書·卷三十·刑法志》載《泰始律》之綱要：「蠲其苛穢，存其清約。事從中典，歸於益時。」[5]（第927頁）其律令精神標舉簡明適中。同期史料中，未見針對宗室「驕暴」這一模糊品行的具體刑名。反觀文立為劉恂辯護之關鍵一語：「彼自暴其一門，不及百姓」[2]（第146頁），此說直接界定其行為範圍與影響，從側面反映出所指控之「驕暴」並未觸及需以國法嚴懲之嚴重罪愆。此種以模糊品行問題為由打壓宗室之模式，見於他例?！稌x書·卷三十八·宣五王傳》載東安王司馬繇之境遇：「繇性剛毅，頗有威望?！膀E誅，繇屯雲(yún)龍門?！棒韲佘鲿劚监?，國人勸繇避之，繇不從，尋以罪免?！筟6]（第1137頁）司馬繇亦以性格剛毅著稱，最終「以罪免官」，然其具體罪狀，史書亦語焉不詳。兩相比照，劉恂之「驕暴」與司馬繇之「以罪免官」，皆呈現(xiàn)出指控具體罪證缺失之共同特徵，凸顯其時政治鬥爭中構陷宗室手法之類似。</p><p class="ql-block">3、守節(jié)隱忍的消極應對及其代價。 面對系統(tǒng)性壓控，劉恂選擇「隱忍自持」的守節(jié)之道。裴松之注《三國志》引《漢晉春秋》載劉禪「此間樂，不思蜀」[7]（第903頁）之事，此種「自晦」策略實為劉氏宗室在絕境中的生存智慧。劉恂作為劉禪之子，其「隱忍」亦是此種策略的延續(xù)。裴松之注《三國志》引《蜀世譜》僅客觀記載「禪薨，恂嗣安樂公」[8]（第903頁），無一語提及其品性有虧。這種不合作、不反抗的姿態(tài)，在晉廷看來亦是潛在威脅，故需以污名徹底瓦解其道德號召力。</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三）結局分野：永嘉之亂中的宗室絕脈與歷史註腳</p><p class="ql-block">劉恂一脈的滅絕，是西晉長期系統(tǒng)性壓制下，前朝宗室無力自存的必然結果，徹底標誌著蜀漢正統(tǒng)血脈的終結?！度龂尽な駮め嶂鱾鳌放崴芍⒁妒袷雷V》明確載其結局：「值永嘉之亂，子孫絕滅?！筟8]（第903頁）此結局與其個人「德行」無關，《晉書·卷五·孝懷帝紀》載永嘉五年「劉曜、王彌入京師，焚燒宮廟，害諸王公及百官以下三萬餘人?！筟9]（第123頁），內(nèi)徙京師、無權無勢的蜀漢宗室自然難逃此劫。《華陽國志·卷八·大同志》亦載「巴蜀流人散在荊湘者，為土人所害，故爭鬥不絕?！筟10]（第107頁）即便有逃離洛陽者，亦因「亡國宗室」身份難以立足，最終走向整體滅絕。</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四）史實佐證：多元視域下的構陷真相與民心向背</p><p class="ql-block">西晉官方的單一敘事存在邏輯斷裂，而時人旁證、制度對照與民間記憶，共同構成了駁斥污名、還原真相的堅實互證鏈。</p><p class="ql-block">1、坊間紀聞：</p><p class="ql-block">《華陽國志·卷七·劉後主志》載「蜀亡，魏封禪為安樂公，徙洛陽，蜀人因名其地為安樂里?！筟1]（第89頁）蜀地民眾此舉，承載對蜀漢正統(tǒng)之持久情感認同，構成對官方污名敘事的無聲反駁。</p><p class="ql-block">清代張澍輯《諸葛忠武侯文集》注引《雜記》載有一段關於劉恂的民間傳説（非正史）：「後帝赴洛，洮陽王恂不忍北去，與關索定策南奔。衛(wèi)瓘發(fā)鐵騎追至，得霍戈、呂凱合攻，方退。諸葛質為使，入蠻邦結好。時孟虬為王，祝融夫人曰：『卻之不仁?！或皬哪该?，回報洮陽王，住永昌?！筟11]（第126頁）</p><p class="ql-block">【深度分析】：此故事雖非信史，然其敘事結構值得深究。其一，主人公「不忍北去」的設定，直指其「守節(jié)」之本；其二，故事集結了關索（勇武）、霍戈/呂凱（邊鎮(zhèn)忠誠）、諸葛質（丞相遺澤）等蜀漢忠臣象徵，反映了民間對漢室舊臣合力存續(xù)漢統(tǒng)的深切期盼；其三，南蠻首領「卻之不仁」的收留，更將劉恂的正義性置於華夷共同的道德認同之上，從最廣泛的角度否定了官方污名。這段民間敘事的完整情節(jié)，承載了遠超史實的情感力量，是與官方敘事抗衡的民間夙願。</p><p class="ql-block">2、時人側證：</p><p class="ql-block">文立「彼自暴其一門，不及百姓」之諫[2]（第146頁），以同時代重臣之口，直接否定「驕暴」罪名之法定構成，揭露其虛妄本質。</p><p class="ql-block">《晉書·卷五十六·文立傳》載其「每為宗室請命」[12]（第1537頁），若劉恂真有大惡，文立斷無屢次維護之理，此舉側面印證其處境之冤屈。</p><p class="ql-block">3、史林榷論：</p><p class="ql-block">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田餘慶在論及西晉政權本性時指出：「西晉王朝的統(tǒng)治集團，從一開始就表現(xiàn)出它的腐朽性。這個集團是由司馬氏家族聯(lián)合一批士族地主組成的，其成員大多是一些沒有理想和抱負的官僚?！筟13]（第125頁）此論從宏觀視角揭示了西晉權力核心的普遍性特質，為其構陷宗室的行為提供了時代與制度註腳。</p><p class="ql-block">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亦曾總結道：「封建統(tǒng)治階級所有的兇惡、險毒、猜忌、攘奪、虛偽、奢侈、酗酒、荒淫、貪污、吝嗇、頹廢、放蕩等等齷齪行為，司馬氏集團特別集中地表現(xiàn)著。」[14]（第376-377頁）此評從道德史觀切入，印證了西晉初年政治鬥爭的殘酷性與複雜性，表明劉恂之遭遇並非孤例，而是整個時代風氣的縮影。</p><p class="ql-block">對於當時的官場風氣，西晉史學家干寶在其《晉紀·總論》中更有犀利洞察：「進仕者以茍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湟姓烫摃纾腊o心者，皆名重海內(nèi)。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為灰塵矣?！筟15]（第15頁）此段時人評議，一針見血地描繪了一個是非顛倒、忠奸不分的政治生態(tài)，為「驕暴」這類模糊罪名何以能成為打壓工具提供了最生動的時代背景詮釋。</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五）核心論證：個體命運、皇權本性與時代生態(tài)的邏輯閉環(huán)</p><p class="ql-block">劉恂悲劇，非僅其個人身份所致，實為其「血緣正統(tǒng)核心宗室後裔」身份，與西晉統(tǒng)治集團的本性及當時腐化的政治生態(tài)相互作用的必然結果。此案完整演繹了「猜忌性皇權與高壓的政治生態(tài) → 形塑『潛在威脅』的評估視角 → 驅動『污名化+制度壓控』的絞殺策略 → 終致『身死族滅』的悲劇性結局」的深化閉環(huán)。</p><p class="ql-block">1、生態(tài)與本性：構陷行為的深層土壤。西晉對劉恂「潛在核心威脅」的評估，既源於其身份，更深植於統(tǒng)治集團內(nèi)在的焦慮與殘暴本性。田餘慶所指「西晉統(tǒng)治者一開始就異常貪婪、奢侈、腐化、殘暴，他們拼命追求物質享受，揮霍無度?！筟13]（第125頁），及范文瀾所論司馬氏集團「集中表現(xiàn)」的種種齷齪行為，從宏觀層面揭示了西晉皇權的先天猜忌性與壓迫性。干寶《晉紀·總論》描繪的「進仕者以茍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的官場風氣[15]（第15頁），則構成了「驕暴」此類模糊罪名得以盛行的制度性腐敗溫床。在此生態(tài)下，構陷劉恂非偶然事件，而是其政治邏輯的必然。</p><p class="ql-block">2、策略博弈與命運定格。西晉採取「制度性壓控+輿論污名」的組合策略。新引《晉書·宣五王傳》中東安王司馬繇被誣的案例，與此形成絕佳互證，表明「污名化」是西晉初年對付宗室（無論前朝還是本朝）的慣用手法。而這一手法的泛濫，正與上述貪殘、猜忌的政治生態(tài)密不可分。劉恂的「隱忍守節(jié)」在這種生態(tài)下，反而因其不合作而加劇了晉廷的焦慮，促使打壓升級。</p><p class="ql-block">3、治理範式的典型性與普遍性。劉恂的遭遇，是西晉對前朝核心宗室「軟性絞殺」範式的體現(xiàn)，而此一範式的形成，恰恰是西晉特定皇權本性與政治生態(tài)在處理前朝遺留問題上的集中投射。它不僅針對劉恂，更為古代王朝在類似生態(tài)下處置政治威脅提供了可複製的樣本。</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揆諸群籍，考鏡源流：</p><p class="ql-block">劉恂之「罪」，罪在血脈，罪在正統(tǒng)。西晉通過制度羈縻（如強制性遷徙）與輿論絞殺（如「驕暴」構陷）之雙重打壓，將守節(jié)宗室塑造為失德典型。世事難料，永嘉亂起，這些早已失勢、孤立無援的前朝宗室終未能倖免，遭致物理上的絕脈。然文立之諫、蜀民之思、民間之憶，皆為孤忠守節(jié)之明證。其境遇深刻揭示古代王朝更迭中，強權為壟斷合法性而對前朝正統(tǒng)所實施的系統(tǒng)性清除策略，其間所涉道義與權力的悖論，足為後世鑑。</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錄盡其生平曰：</p><p class="ql-block">漢裔負原罪，晉謀污清名。</p><p class="ql-block">孤忠昭日月，浩氣貫寰瀛。</p> <h3><br>參考文獻：<br>[1] （晉）常璩撰：《華陽國志》，卷七《劉後主志》，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89頁?！疽?處】<br>[2] （晉）常璩撰：《華陽國志》，卷十一《後賢志》，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46頁?！疽?處】<br>[3]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五十七《張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563頁?！疽?處】<br>[4]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二十四《職官志》，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746頁?！疽?處】<br>[5]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三十《刑法志》，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927頁?！疽?處】<br>[6]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三十八《宣五王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137頁?！疽?處】<br>[7]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三十三《蜀書·後主傳第三》裴松之注引《漢晉春秋》，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903頁?！疽?處】<br>[8]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三十三《蜀書·後主傳第三》裴松之注引《蜀世譜》，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903頁?！疽?處】<br>[9]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五《孝懷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23頁?！疽?處】<br>[10] （晉）常璩撰：《華陽國志》，卷八《大同志》，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07頁。【引用1處】<br>[11] （清）張澍輯：《諸葛忠武侯文集》，卷一《故事·諸葛篇》，清嘉慶十七年（1812）刻本，第126頁。【引用1處】<br>[12]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五十六《文立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537頁?！疽?處】<br>[13] 田餘慶：《中國史綱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125頁?！疽?處】<br>[14] 范文瀾：《中國通史（第二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376-377頁?！疽?處】<br>[15] （晉）干寶 撰；喬治忠 輯注：《眾家編年體晉史輯注·干寶〈晉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5頁?！疽?處】<br>[16]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二《文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38頁。【引用1處】</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