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那是2000年的一個秋日，偶遇我讀小學時的校長張銘流，斑駁的光影落在他花白的鬢角，言談中當我如數(shù)家珍地報出那些老師的名字——孫麗娛、羅老師、洪慕賢、林麗芝、蔡純茹、周聲威、黃時華、謝堯天，還有教圖畫的鄺望歐老師，他的眼神忽然變得復雜起來。他緩緩地說:“你說的這些老師都是好老師?！比缓蟊愠聊恕Ｄ浅聊镉刑辔淳怪?，像一口深井，回響著1966年夏天的風聲。我的小學時光是名字的博物館。每一個名字都是一枚精致的標本，被我完好地保存在記憶的福爾馬林里。我記得孫麗娛老師上課時教學生寫第一個漢字，她的聲音是如此溫柔，記得鄺望歐老師用粉筆在黑板上畫竹有如神來之筆，那些名字是具體的、溫熱的，連著笑容、聲音、粉筆灰在陽光里飛舞的軌跡。它們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有序的世界，像課本里的方塊字，每個都有自己的位置。然后，1966年來了。小學校長在那個夏天經歷了什么，我是在多年后才隱約懂得的。當我的名字和1966年小學畢業(yè)的二百多個名字一起，被卷入“大串聯(lián)”的末班車時，看到那些好老師有的被貼上了大字報，有的默默地收拾著辦公桌。名字突然變得危險起來。一個名字可能是一道符咒，念出來就會招來災禍。所以校長不愿多說，他的沉默是那樣深重。</p> <p class="ql-block"> 中學三年是一個沒有名字的荒原。榕城中學與其他中學拆班、合并，這些名詞空蕩蕩的，不附著任何一張具體的臉。知識被抽走了內核，只剩下廣東省自編教材里干癟的政治術語:“憶苦思甜”“萬惡的舊社會”……。我們坐在教室里，心在別處游蕩。老師們仿佛也成了影子，匆匆地來，匆匆地去，不敢留下太深的印記。直到今天，我能記起的只有初三班主任洪書靜，唯一一個走進我家的老師，說著“一顆紅心兩種準備”的套話。如果不是那次家訪，他也會像其他老師一樣，徹底消失在記憶的迷霧里。名字缺席的地方，身體被推到了前臺。1967年秋天，我們被拉到漁湖里網鄉(xiāng)割晚稻，為期一個月，我和另一個同學住在生產隊長家，交了多少糧票與錢早已忘記，只記得十月寒冷的榕江水伴著微微的北風，傍晚收工后，一群大少年赤條條地跳進榕江河，在漸冷的暮色里打著哆嗦洗澡。農民的貧苦赤裸裸地攤開在眼前，破舊的屋舍、稀薄的米粥、孩子們皸裂的腳丫。我們笨拙地揮舞鐮刀，在田壟間留下歪斜的稻茬。那個秋天，勞動代替了課本，身體的酸痛代替了思想的困惑。1968年，我們又去了赤山上午讀書下午開荒半年。土地成為課堂，鋤頭成為教具，可依然沒有老師的名字被記住。</p> <p class="ql-block"> 當我回溯這一切，忽然明白了校長沉默的全部重量。他記得每一個老師的名字，但在那個名字可能成為罪狀的年代，記住本身就是一種危險。他選擇用沉默保護那些名字，也保護自己。而我，在小學時代被饋贈了那么多具體的名字，在中學時代卻遭遇了名字的集體失蹤。這不是記憶力的衰退，而是兩個時代的本質差異。小學時代，教育是關于“人”的，一個個有名有姓、有溫度有故事的老師，把知識連同他們的人格一起傳遞給我們。中學時代，教育成了關于“運動”的串聯(lián)、復課鬧革命、學農、上山下鄉(xiāng)……人被簡化為符號，知識被置換為口號。當我們奔赴海南生產建設兵團時，背后是無數(shù)個“洪書靜”說著同樣的動員詞，無數(shù)個少年帶著同樣空洞的“紅心”。站在新千年的門檻回望，那些被記住的和被遺忘的名字，共同繪制出一幅精神地形圖。小學老師們的名字之所以鮮活，是因為他們代表了文明社會的延續(xù)，有知識有人格為載體，傳承有溫情為紐帶。而中學時代的無名狀態(tài)，則是文明鏈條斷裂的表征，當名字褪去，人就成了時代洪流中無差別的沙粒。</p> <p class="ql-block"> 梧桐葉在2000年的秋風里沙沙作響。校長久沒聯(lián)系不知在何處，小學老師們的名字大多也已飄散在時光里。但我寫下它們，不僅僅是為了懷舊。我想告訴后來者，能自由地呼喚名字的時代，是珍貴的時代，能被學生記住名字的老師，是幸福的老師。當教育敢于賦予每個參與者具體的姓名，知識才重新變得有體溫、有面目，文明的血脈才不至于冷卻、斷裂。那些沒有被記住名字的中學老師們，也許同樣值得尊敬，他們在荒誕中盡力保持尊嚴，在口號間隙悄悄傳遞星火。而記住洪書靜這個名字，或許正是對那個無名時代最深刻的諷刺，我們最終只記住了政治動員的執(zhí)行者，卻遺失了真正的傳道者。名字的重量，就是人的重量。能鄭重地接過一個個名字并傳下去的時代，才是一個值得過的時代。</p> <p class="ql-block">圖片來源于網絡</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