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作者：書梁</p><p class="ql-block">編號：25550554</p><p class="ql-block">制圖：AI </p><p class="ql-block"> 【按】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簡稱非典）疫情肆虐期間，本君曾于當年4月27日因感冒就診于天津市紅十字會醫(yī)院“發(fā)燒（疑似非典）門診”，被留院觀察。其時、其境，不由得憶及中國法制史上的一件公案——“德清事件”，身為法者，著法眼于現(xiàn)實，些許感慨油然而生，當晚成文以記之。</p> <p class="ql-block"> 小時候，父母上班，兄姐上學，老人們常常囑咐我：好好在家門口玩兒，不許出胡同，千萬別和陌生人說話，不然會被“叫魂”的人拍上“謎魂藥兒”帶走賣掉。憶及童年，至今仍惴惴然。記得是列寧說過，“歷史常常會驚人地相似”。面對不太相似的歷史，人們是否可能產(chǎn)生相似的心理感受呢？面對近日鬧得沸沸揚揚的“非典”，我真的感覺到：“叫魂”的來了。</p> <p class="ql-block"> 限于古人對人類“靈魂”的認識程度，歷來“重禮而輕法”的儒家大腕不惜將“叫魂”一類的“造蓄蠱毒”行為列入“十惡”之中，按我“中華法系”古制，被稱為“不道”，罪不容誅，法當“不赦”。翻開歷史，“叫魂”傳說曾經(jīng)危害社會以至影響歷史進程，恐怕知道的人不多。</p> <p class="ql-block"> 公元１７６８年，正值乾隆盛世，大清王朝空前鼎盛，“世界第一”絕非虛名。這年春天，浙江省杭州府德清縣轄區(qū)塌了一座橋，村中匠人前往修復，奈何水流湍急，釘打木樁不能嵌入河底。村中一刁民聞之，交給匠人一張黃裱紙，上書仇人名姓，說將此紙貼于樁頭可討好河中冤鬼，施工可成。按當時的迷信說法，刁民的仇人則會由于被如此“叫魂” 詛咒也將死于非命。匠人深明大義、舉報官府，刁民被捕歸案、預審待處。一樁小案本該了結(jié)，怎奈“樹欲靜而風不止”，德清縣父母官心血來潮，認定此案必有同黨，于是“大刑伺候”。刑訊之下，刁民口無遮攔，信口亂編：“我之同黨皆外縣人也?！庇谑?，有陌生人在德清“叫魂”之說傳遍全縣，村民見到生人就關(guān)門閉戶、唯恐避至不及。此事在浙江經(jīng)“小道”傳播，以訛傳訛，越傳越亂，致使鄉(xiāng)人見面都形同陌路。同年，浙江蕭山縣“查破”一起同類案件，在犯罪嫌疑人——一個外鄉(xiāng)和尚的囊裹之中搜出一束人發(fā)，據(jù)說“偷剪人發(fā)，即可叫魂”。乾隆聞訊，認定有人組織邪教，借剪大清 “一統(tǒng)中原（圓）”的辮子要反清復明，于是下令徹查“叫魂”集團。詔書一出，朝野震驚，各州府縣無中生有，將外鄉(xiāng)人抓捕無數(shù)，且越抓越多。其時，謠言四起，民心浮躁，社會動蕩，形勢嚴峻。到年底，乾隆“總結(jié)政府工作”幡然有悟，重下詔書，停止追查，終以國家強權(quán)止住事態(tài)惡化，但自經(jīng)此亂，大清威風不再。而此時的歐洲，三“R”運動（宗教改革、文藝復興、羅馬法復興）伴隨著資本主義產(chǎn)業(yè)革命，引領(lǐng)人們走出黑暗的中世紀。如此一漲一跌，大清帝國不僅從此開始了下滑的軌跡，而且失卻了國際領(lǐng)先地位。</p> <p class="ql-block"> 德清縣一件偶然的小小刑事案件，成為一個龐然帝國轉(zhuǎn)折走向下坡路的導火索，真是令史學家們始料不及、大跌眼鏡。今觀“非典”，造成學校停課、“甲A”延期、“五·一”長假取消、商品搶購、物價波動、高層領(lǐng)導頻頻出鏡，仔細想來，大有當年“德清事件”之虞。</p> <p class="ql-block"> “非典”著實可怕，因為以前人類沒有感染過、因為它“飛沫”傳染、因為它會致人死亡，如此理由，不一而足。但它是否就可怕到了“談典色變”、無以復加的地步，我看未必。眾所周知，我國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總?cè)藬?shù)高達十萬人，感冒引起并發(fā)癥致使不治而亡者，其比率也超過5%。反觀“非典”，在一個數(shù)百萬人的大城市感染者幾何？不過區(qū)區(qū)而已；感染者治愈率、死亡率如何？95比5。相形之下，“非典”致死人命的幾率遠遠不及感冒等常見病和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如此說來，探究此次“非典”給中國社會帶來負面影響的原因，就不能單單停留在醫(yī)學診治、傳染病預防這個層面了。</p> <p class="ql-block"> 反思大清帝國走下封建王朝頂峰的歷史，除卻統(tǒng)治者思想保守落后、采取閉關(guān)鎖國政策等政治原因之外；分析德清“叫魂”事件引起社會動蕩的教訓，拋開司法程序中刑訊逼供制度不合乎自然法則的價值評價，我們僅從社會學角度就可以找出以下四個方面原因。</p> <p class="ql-block"> 第一，太平盛世使社會整體心態(tài)應對災難的承受能力弱化。乾隆在位60年，“德清事件”正逢其執(zhí)政中葉，上承前清百年盛平，風調(diào)雨順，民族整體承受外來災害刺激的能力下降，全不似日前伊拉克人民在巴格達被美英聯(lián)軍圍攻時照常生活那樣的心理負荷力；再者，社會發(fā)展過快，民眾心理總有一種“危機正在潛伏”的逆反思潮，從而造成整個社會的虛恍心態(tài)。而政府沒能有意識地去調(diào)控這種不正常的心態(tài)。</p> <p class="ql-block"> 第二，經(jīng)濟發(fā)展引起人口流動與傳統(tǒng)的熟人社會發(fā)生沖突。傳統(tǒng)中國自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過渡過程中，就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它的血緣關(guān)系始終沒被徹底打破，這是一個“家國同一”的社會，血緣關(guān)系的遠近常常決定著人們的是非價值評價。我們這個民族自古生活在“大家都是親人、都是兄弟姐妹”的社會環(huán)境中，有著抵觸外來人的傳統(tǒng)，見到陌生人就有一種莫名的恐懼。因此，當乾隆時期經(jīng)濟得到空前發(fā)展、民族資本主義開始萌芽，人口出現(xiàn)流動傾向時，這種沖突就決定了“德清事件”的命運。</p> <p class="ql-block"> 第三，沒有恰當?shù)墓残畔鞑デ?。清政府貫徹著封建愚民統(tǒng)治，官府幾乎是唯一正統(tǒng)的新聞機構(gòu)，對“德清事件”，信息傳媒不僅沒能澄清事實、還民清白，而且對事態(tài)發(fā)展的錯誤判斷，造成了對非官方傳聞、謠言推波助瀾的作用。此等教訓足以使后人警醒。 </p> <p class="ql-block"> 第四，統(tǒng)治者階層將社會普通生活問題（頂多是法律問題）與國家政治進行無端聯(lián)系。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堅信階級分析的科學性，但實際生活中的矛盾并非都是直接應用階級斗爭理論來解決的。一個聰明的政府，應該習慣于將政治問題轉(zhuǎn)化為文化問題、社會問題、法律問題，而不是相反?！暗虑迨录笔乔〉谋?，更是中華民族的悲哀。</p> <p class="ql-block"> 改革開放二十余年來，我們好事連臺，捷報頻傳：經(jīng)濟“翻兩番”、生活富足、香港澳門回歸、“申奧”“申博”“入世”成功……，豈一個“盛世”能概而言之？然而，作為代價，我們民族整體承受災難的能力在不知不覺中降低了。經(jīng)濟發(fā)展帶來流動人口問題，數(shù)千年的戶籍制度正面臨全面崩盤，各大傳統(tǒng)城市中抵觸外來民工、他鄉(xiāng)老板等陌生人群的情緒都在不同程度地強化。我國新聞媒體傳統(tǒng)體制作為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已經(jīng)不適應支撐它的經(jīng)濟基礎(chǔ)，非官方的小道消息常常乘虛而入、泛濫成災。再看 “非典”，儼然就是“德清叫魂事件”200多年后的翻版，都是在這個比較相似的歷史大背景下發(fā)生的一件很普通的、很偶然的社會生活小事，本無太多特別，人為鼓噪而已。如何從醫(yī)學上應對“非典”病菌，當然非常重要，需要自然科學工作者走向抗擊“非典”第一線，但如何應對“非典”現(xiàn)象造成的社會負面影響則是需要所有社會科學工作者、政府官員們共同為之撣精竭慮的大事。</p> <p class="ql-block"> 太史公說：“決不能重蹈‘德清事件’歷史之覆轍”，我尋思并非是危言聳聽的無稽之談。</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