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北宋中期，朝政積弊如沉疴，人人知之久矣，卻無人敢觸。此時，一位“拗相公”挺身而出，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驚世之語撼動時代，劈開了千年陳規(guī)。</p><p class="ql-block"> 王安石，字介甫，江西臨川人，一生同時負載著改革家與文學家的雙重靈魂：左手執(zhí)青苗、市易、保甲之令，右手寫“春風又綠江南岸”之句；一面是剛猛決絕的政治孤勇者，一面是語言清麗、感情細膩的婉約詞人。兩種氣質在他身上激烈對峙，又奇妙共生，構成一幅典型的“分裂型人格”圖景。王安石，這位北宋舞臺上的巨擘，其人生宛如一幅筆觸濃重、色彩矛盾的多面畫卷。</p><p class="ql-block"> 熙寧二年，神宗召對延和殿。四十八歲的王安石目光炯炯，陳《本朝百年無事札子》，指出“積貧積弱”之根在“因循茍且”。神宗動容，擢為參知政事，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于是，均輸、青苗、農田水利、募役、市易、保甲、保馬、方田均稅，八法雷動，史稱“熙寧新政”。每頒一令，朝堂嘩然；每動一利，萬姓疑懼。舊黨以司馬光為首，斥其“與民爭利”；新黨內部呂惠卿、曾布輩又各懷鬼胎。作為改革家的銳意與執(zhí)拗，是其人生最鮮明的底色。他懷揣“富國強兵”的宏愿，目睹國家積貧積弱，以“拗相公”的決絕推行新政。王安石“一意孤行”，以“拗”字回應所有非議。此“拗”，非性格執(zhí)拗，乃價值篤定：若利國利民，雖千萬人吾往矣。其速戰(zhàn)速決之風格，在當時，成士人群體因政見歧異而撕裂之源，北宋政權內部第一次出現“黨爭”格局，王安石本人亦由“天下文章司命”變?yōu)椤熬壑r叢譏”的眾矢之的。他過于信賴自己推行改革的力量，卻低估了執(zhí)行的復雜與人性的幽暗，其執(zhí)拗的性格更使他難納忠言，終致舊黨激烈反對，連好友司馬光亦與之決裂。</p><p class="ql-block"> 然政治上的剛狠，依然掩不住其文字中的柔腸。退居金陵半山園，他寫下“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澳G”一詞，把滄桑與憐惜鎖在寸寸草色里；《泊船瓜洲》，他輕吟“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綠”字三易其稿。由“到”而“過”而“入”而“滿”，終以“綠”字煉出一片江南的鮮活。其詩早期學韓崇杜，晚年則舍筏登岸，歸于清麗深婉。小令《桂枝香·金陵懷古》更以“畫圖難足”四字，將歷史興亡之感推向蒼莽。</p><p class="ql-block"> 若僅以“政治家”視之，我們難窺其情感紋理；若僅以“文學家”視之，又難釋其“拗”之決絕。唯將其詩文與奏札并置，方可看見一個完整的人：白天在政事堂唇槍舌劍，夜晚在燭光下為一個“綠”字捻斷數莖須；一面以刀筆劾罷諫官，一面為半山園里枯死的老梅親寫挽詩。這正是其“分裂型人格”的典型表征：理性與情感、殺伐與憐惜、孤勇與孤獨，在其身上并行不悖，互不消解。王安石政治鐵腕與文學柔情的并存，是崇高理想與悲劇結局的交織。他以其卓絕的才華與固執(zhí)的實踐，在中華史冊上刻下了一道既深且痛的烙印，引人深思理想與現實、變革與傳統如何找到最佳切入點。</p><p class="ql-block"> 元祐更化，新法盡廢。王安石騎驢過金陵，聞罷市易、青苗之詔，默然良久，只輕聲道：“亦罷至此乎？”數月后，他病逝半山，贈太傅，謚曰“文”。朝堂之上，舊黨彈冠相慶；江湖之間，百姓卻私設祭亭，以“拗相公”呼之。</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千年之后，我們回望這位理想主義者，始知“分裂”并非病態(tài)，而是歷史先行者必須承擔的代價：唯有把靈魂劈成兩半，一半鑄劍，一半寫詩，方能在鐵板一塊的軌制上劈開縫隙，讓后人透過縫隙看見光。王安石之“拗”，是孤勇者的徽章；其清麗，是理想者的余溫。劍已折，詩猶在，江南又綠，斯人獨憔悴。留下歷史任評說！</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