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1927年秋,新文化運動早已波及東北大地,蕭紅進入哈爾濱的一所女子中學讀初中。國文老師將白話引入課堂,蕭紅讀到了魯迅的一些作品,由于社會閱歷和理解能力的局限,她還不可能深刻領悟魯迅的人生觀念和啟蒙思想。但在新文學的影響下,她開始以“悄吟”為筆名嘗試寫作。</p> <p class="ql-block"> 蕭紅從國文老師嘴里知道了魯迅。1881年9月25日,魯迅生于紹興府會稽縣東昌坊口新臺門周家,原名周樟壽,后改名為周樹人,字豫才。1918年5月發(fā)表其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由此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之一。</p> <p class="ql-block"> 1911年端午節(jié),東北小城呼蘭,一戶張姓人家誕生了一個女嬰,取名張秀環(huán),后改名張廼瑩,長大后成了蜚聲文壇的作家,筆名蕭紅。</p><p class="ql-block"> 時代風云的變幻,個人命運的浮沉,讓魯迅和蕭紅本來相距甚遠的人生軌跡,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上海,在風雨飄搖的中國,傳奇般地交織在一起。盡管他們從相識到永別還不到兩年時間,但那份信任和依賴、扶持和傳承、關愛和感念,卻已勝過幾十年的朝夕相處,勝過血肉相連的親情。</p> <p class="ql-block"> 20歲那年,蕭紅離家出走,在表哥陪伴下到北平大學女子師范學院附中讀書,卻因為沒有經(jīng)濟來源,表哥棄她而去,學業(yè)也半途而廢,只好又回到呼蘭。不久,她再度掙脫家庭的束縛流浪街頭,繼而被迫向已經(jīng)解除婚約的前未婚夫尋求幫助,后又被拋棄,懷著身孕、背著欠債,被困在東興旅館。</p> <p class="ql-block"> “五四”向當時的社會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中國婦女真正的自由解放之路在哪里?為此,思想文化界對挪威戲劇家易卜生的劇作《玩偶之家》展開過熱烈討論。</p><p class="ql-block"> 劇中的女主人公娜拉為給丈夫海爾茂治病,偽造父親的簽名借貸,為此觸犯法律,被債主要挾,并對海爾茂的個人前途造成威脅。先前口口聲聲多么愛娜拉的丈夫在關鍵時刻不是體諒她,而是對她咆哮怒罵,自私虛偽的靈魂暴露無遺。</p> <p class="ql-block"> 后來債主被其女友感化而退回借據(jù),危機解除,海爾茂又恢復以前的嘴臉,向娜拉表白永遠愛她、保護她。然而娜拉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只不過是丈夫的玩偶而已,于是毅然出走。</p><p class="ql-block"> 魯迅十分關注關于《玩偶之家》的這場討論,并于1923年底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文藝會上發(fā)表演講《娜拉走后怎樣》,深刻分析了娜拉走后可能的結局。</p> <p class="ql-block"> 魯迅一方面為婦女解放發(fā)出不遺余力的吶喊,另一方面,對于婦女們在毫無經(jīng)濟保障的情況下脫離家庭走上社會又深表擔憂。</p><p class="ql-block"> 魯迅在小說《傷逝》中揭示的悲劇,就是這種擔憂的明確體現(xiàn)。而涉世未深的蕭紅恐怕只能泛泛地閱讀這篇小說,她的表態(tài)幾乎就是子君自由宣言的回響:“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p> <p class="ql-block"> 蕭紅的遭遇印證了魯迅的推斷,在一個男權社會里,女性單方面的努力掙扎,根本無法抗拒那個時代強加于她們頭上的命運,殘酷的現(xiàn)實無情地粉碎了蕭紅放飛自我的夢想。</p><p class="ql-block"> 正如魯迅指出的:“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因為如果是一匹小鳥,則籠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籠門,外面便又有鷹,有貓,以及別的什么東西之類;倘使已經(jīng)關得麻痹了翅子,忘卻了飛翔,也誠然是無路可以走。還有一條,就是餓死了,但餓死已經(jīng)離開了生活,更無所謂問題,所以也不是什么路?!?lt;/p> <p class="ql-block"> 在走投無路之際,蕭紅寫信向位于哈爾濱道里區(qū)的國際協(xié)報編輯部求救,從此結識了該報副刊主編的朋友蕭軍;后來,由于松花江水位暴漲,大堤潰決,東興旅館也陷入一片汪洋之中,她趁機搭上從樓前經(jīng)過的一艘貨船悄悄逃離;再后來,從歐羅巴賓館到商市街25號小屋,蕭軍、蕭紅在饑寒交迫中相依為命。</p> <p class="ql-block"> 蕭紅31年的短暫人生,至少有1/3是在顛沛流離中艱難度過的,生活并不像她的筆名“悄吟”那么浪漫。1933年前后的哈爾濱,蕭紅和蕭軍想盡一切辦法來維持最簡單的生活,可是食物來源依然常常朝不保夕?!梆囸I”是蕭紅回憶這段生活的作品里常見的字眼,不是餓到極點的人不會產(chǎn)生這樣的感覺:“我拿什么來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嗎?草褥子可以吃嗎?”</p> <p class="ql-block"> “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淪陷,迫害與反抗愈演愈烈,一些思想激進的文學界朋友相繼被捕,讓二蕭嗅到了周遭恐怖的氣息。于是他們決定背井離鄉(xiāng),南下逃亡,先是去了青島,在中共黨員、青年作家舒群的鼎力幫助下,以報刊編輯和寫作為生。在面朝大海的小樓里,蕭紅繼續(xù)她從哈爾濱就開始的中篇小說《生死場》的寫作,她自己也完全沉浸于那災難深重的巨幅畫卷里。</p> <p class="ql-block"> 1934年10月,蕭軍聽從朋友的建議,抱著試試看的想法給上海的魯迅寫信,希望能夠得到他的指導和幫助,意想不到的是,魯迅很快便回了信。</p><p class="ql-block"> 就在此時,舒群突然被捕,二蕭也必須盡快轉移以免受到牽連。隨后,他們乘船來到上海,在靠近郊外的貧民區(qū),他們租了一間房子,總算安頓下來。房子非常簡陋而粗糙,墻角里有一袋面粉、幾捆木柴和一座炭堆,還有一只新買的泥爐子以及爐子上面的木柄平底小鍋,這些構成了他們短期內(nèi)解決吃飯問題的物質基礎。</p> <p class="ql-block"> 安頓下來的第一件事情,便是繼續(xù)給魯迅寫信。這些信由蕭軍執(zhí)筆,但也完全代表著蕭紅不安的心。每次收到魯迅的回信,他們都會如獲至寶,兩人一起一遍又一遍地讀著。蕭紅曾經(jīng)回憶道:“我們剛來到上海的時候,另外不認識更多的一個人了,在冷清清的亭子間里讀著他的信,只有他,安慰著兩個漂泊的靈魂。”</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