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2px;"><span class="ql-cursor">?</span>劉伯溫的詩歌藝術(shù)</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2px;">與被神化的人生</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黃漢忠</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在中國的詩歌史上，劉伯溫是個很有意思的人物。他生于元明更迭的歷史夾縫中，其歷史形象始終處于“人”與“神”的張力之間。作為明初“開國文臣之首”，他既是政治家、軍事家，更是一位以筆為史、以詩明志的文學家；而在后世演義與民間傳說中，他逐漸被塑造成能掐會算、未卜先知的“半仙”，其真實的人生軌跡與文學成就反而被神話的迷霧所遮蔽。</p><p class="ql-block"><b>一、 劉伯溫的起伏生平</b></p><p class="ql-block"> 劉伯溫的正名其實是劉基，生于元武宗至大四年的公元1311年，卒于1375年，“伯溫”是他的字，籍貫浙江青田（今屬浙江文成）。因此他又被世稱為“劉青田”、“劉誠意”、“劉文成”，是元末明初政治家與軍事家，明朝開國元勛，和“明初詩文三大家”之一。據(jù)《明史·劉基傳》記載：“基幼穎異，其師鄭復初謂其父曰：‘君祖德厚，此子必大君之門矣。’”他博覽群書，不僅通曉經(jīng)史子集，還涉獵天文、歷法、兵法等實用之學，這既為其日后的政治實踐與文學創(chuàng)作奠定了深厚基礎，也為他日后被神話提供了傳說土壤。</p><p class="ql-block"> 劉伯溫的生平充滿矛盾與轉(zhuǎn)折。在元順帝至順四年（1333年），23歲的劉伯溫考中進士。此時的元朝為外族征服漢人所建立與統(tǒng)治，其學習漢制到科舉制度雖為漢人提供了晉升通道，但民族歧視與政治腐敗根深蒂固。劉伯溫早年迎合依附元朝外族統(tǒng)治者，進入科考進身通道，初授江西高安縣丞（正八品），《明史》載其在任期間，頗有懲豪強、平冤獄，剛正的風范。</p><p class="ql-block"> 但在元末官場的黑暗中，他一方面極力迎合元朝外族統(tǒng)治者以獲得官職，一方面又想有所作為，卻始終只能在被任用又被排斥辭官中徘徊，在低階官員中起落。他在第一次辭官后，曾短暫出任過江浙儒學副提舉，后因上書彈劾御史失職未果，又再次棄官。此后十余年，他隱居青田，完成了《郁離子》等理學著作撰寫，同時創(chuàng)作了大量詩文。</p><p class="ql-block"> 這一時期，正逢元末農(nóng)民起義風起云涌，劉福通、張士誠、陳友諒等義軍勢力紛起，元朝統(tǒng)治已搖搖欲墜。但劉伯溫由于盲目忠君與建立功業(yè)的思想，一方面在隱居山林時，寫下《古戍》《北風行》等反映歷史真實的詩作，諸如《古戍》的“九州猶虎豹，四海未桑麻”，直接點出亂世的殘酷；在《北風行》中的“將軍玉帳貂鼠衣，士卒短褐邊風悲”，則揭露了元廷軍隊的不平等現(xiàn)狀。但另一方面，劉伯溫在這段時期，卻又受邀主動組織武裝為元廷鎮(zhèn)壓義軍。</p><p class="ql-block"> 《明史·劉基傳》曾記載：“方國珍起海上，掠郡縣，有司不能制。行省復辟基，基議筑慶元諸城以逼賊，國珍氣沮。及左丞帖里帖木兒招諭國珍，基言方氏兄弟首亂，不誅無以懲后。國珍懼，厚賂基?；皇?。國珍乃使人浮海至京，賄用事者。遂詔撫國珍，授以官，而責基擅威福?；鞐壒龠€青田。”</p><p class="ql-block"> 劉伯溫在被元廷外族統(tǒng)治者歧視排擠的情況下，仍愿意賣力幫助元廷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的動機，一方面是以“忠君”思想無是非地迎合外族統(tǒng)治勢力，另一方面則是出于“維護秩序”的階級利益立場。在他看來，方國珍等義軍是“首亂”，違背了“天理”，必須堅決剿滅。</p><p class="ql-block"> 這段主動投靠外族統(tǒng)治者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的經(jīng)歷，在后世神化敘事中常被刻意淡化，但從原始史料來看，劉伯溫鎮(zhèn)壓義軍，結(jié)局并不好?！睹魇贰⒒鶄鳌酚涊d元廷“不能用其策”，致使鎮(zhèn)壓義軍失敗，讓他不滿，加上覺得“天下將亂”，遂轉(zhuǎn)而與元廷分道揚鑣，接受朱元璋的邀請。</p><p class="ql-block"> 這是劉伯溫人生中期的一個很大轉(zhuǎn)變，那就是從敵視農(nóng)民起義軍，轉(zhuǎn)變?yōu)檩o佐朱元璋參與農(nóng)民起義，建立功勛，成了明朝的開國功臣。那是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元璋攻克金華時，聽聞劉伯溫有才名，遣使厚禮聘請。此時的朱元璋雖勢力尚弱，但軍紀較為嚴明、知人善任，讓劉伯溫看到了“重建天理秩序”的希望，遂決定參加?！睹魇贰穼Υ擞涊d：“及太祖下金華，定括蒼，聞基及宋濂等名，以幣聘。基未應，總制孫炎再致書固邀之，基始出。”</p><p class="ql-block"> 在輔佐朱元璋期間，劉伯溫展現(xiàn)出卓越的軍事與政治才能。他提出“先滅陳友諒，后取張士誠”的戰(zhàn)略方針，為朱元璋統(tǒng)一江南奠定了基礎；在鄱陽湖之戰(zhàn)中，他“屢出奇策”，助朱元璋擊敗陳友諒，成為開國重要功臣?！睹鲗嶄洝ぬ鎸嶄洝酚涊d：“基虬髯，貌修偉，慷慨有大節(jié)，論天下安危，義形于色。帝察其至誠，任以心膂。每召基，輒屏人密語移時?；嘧灾^不世遇，知無不言。”</p> <p class="ql-block"> 這一時期的劉伯溫，詩歌創(chuàng)作也隨之更添濟世豪情。他在《古戍》中寫道：“古戍連山火，新城殷地笳。九州猶虎豹，四海未桑麻。天迥云垂草，江空雪覆沙。野梅燒不盡，時見兩三花”。其末兩句以寒梅象征希望，體現(xiàn)詩人對未來的信心。回顧他此前所作的《題太公釣渭圖》：“璇室群酣夜，璜溪獨釣時。浮云看富貴，流水淡須眉。偶應非熊兆，尊為帝者師。軒裳如固有，千載起人思”。其“直鉤釣國”的意象，都是其“待時守道”抱負、對未來滿懷信心的寫照——姜太公等待周文王，正如他等待朱元璋，終得施展抱負的機會，在一定程度上暗含他對開國立業(yè)建功的憧憬。</p><p class="ql-block"> 但可惜的是，劉伯溫在功成身退后，仍經(jīng)受了晚年悲劇。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劉伯溫被封為誠意伯，食祿二百四十石。相較于其他功臣的封公封侯，這份待遇略顯微薄，也預示了他晚年的命運?！睹魇贰份d：“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性剛嫉惡，與物多忤。至是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彼钪帮w鳥盡，良弓藏”的道理，多次請求辭官歸隱，最終于洪武四年（1371年）獲準回鄉(xiāng)。但即便退隱，劉伯溫仍未能擺脫政治斗爭的漩渦。丞相胡惟庸與他素有嫌隙，誣陷其“欲圖不軌”，稱其家鄉(xiāng)青田有“王氣”。朱元璋聞言后對劉伯溫心生忌憚。</p><p class="ql-block"> 《明史》甚至有這樣的相關(guān)記載：“帝遣使者護歸，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诰┎r，惟庸以醫(yī)來，飲其藥，有物積腹中如拳石。其后中丞涂節(jié)首惟庸逆謀，并謂其毒基致死云?！标P(guān)于劉伯溫的死因，雖無確鑿證據(jù)證明是胡惟庸下毒，但與朱元璋的猜忌、胡惟庸的迫害密切相關(guān)，其晚年的悲涼，正是明初政治殘酷性的縮影。</p><p class="ql-block"> 這段生平，曾在后世演義中被改編為“劉伯溫功成身退、仙風道骨”的神話敘事。但原始史料揭示的，卻是一位功臣在皇權(quán)高壓下的無奈與悲劇。他的人生軌跡，始終圍繞著“功業(yè)理想”與“亂世現(xiàn)實”的沖突之中，這也成為了其詩歌創(chuàng)作的重要核心主題。</p><p class="ql-block"><b>二、 劉伯溫的詩歌代表作及其與生平的呼應</b></p><p class="ql-block"> 劉伯溫的詩歌，曾與宋濂、高啟并稱為“明初詩文三大家”。在詞作方面，劉基的《寫情集》收詞223首，抒寫憂世拯民之心，被譽為明詞大家。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評價其詞“非季迪（高啟）、孟載（楊基）諸人所敢望也”。</p><p class="ql-block"> 明代詩論家王世貞還認為，明初重要的詩歌作家就是高啟和劉基二人。劉基的詩歌摹古而有自得，格調(diào)高古，在明代詩壇具有開風氣的作用。他的諷諭詩情緒激昂，風格雄渾蒼涼，而寫景懷詩則感情郁悶，風格纖麗婉約；《遣興六首》多抒發(fā)歸隱時的閑適感懷之情，風格幽遠清淡。</p><p class="ql-block"> 劉伯溫的詩歌具有多元化的風格，豐富多變，主要有以下幾類：沉郁凝重：以現(xiàn)實生活為題材，表現(xiàn)憂時痛國之情，如《感興七首》等，風格雄渾蒼涼，被譽為“詩史”；奇譎瑰麗：以《二鬼》為代表的長篇神話詩，想象奇特，語言瑰麗，氣勢恢宏；纖麗婉約：寫景懷詩感情郁悶，風格纖麗婉約；流麗天然：樂府詩語言淺顯通達，感情樸素真摯，如《懊儂歌》頗具民歌風味；還有《遣興六首》，多抒發(fā)歸隱時的閑適感懷之情，風格幽遠清淡。</p><p class="ql-block"> 此外，他的代表作還有早期所寫的《題太公釣渭圖》、《眼兒媚·秋思》與《菩薩蠻·越城晚眺》；輔佐朱元璋開國及明朝初仕期的《古戍》、《五月十九日大雨》、《北風行》；晚年歸隱期的《絕句·人生無百歲》、《辭職自遣》等。</p><p class="ql-block"> 劉伯溫的詩歌之所以能在元末明初文壇獨樹一幟，除了他早年讀書積累的藝術(shù)功力以外，其生活于元末明初的社會動蕩與自己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活經(jīng)歷，為他提供了豐富的表現(xiàn)題材。</p> <p class="ql-block"> 在元末仕宦與歸隱期這個階段，劉伯溫雖在元朝為官，但目睹時政腐敗，其詩作常流露出對時局的憂慮、懷才不遇的苦悶，以及歸隱田園的思緒。因此他在《題太公釣渭圖》中借姜子牙渭水垂釣遇周文王的典故，表達了自身懷才不遇，渴望能像姜太公一樣遇到明主，一展經(jīng)世濟民的抱負。這反映了元末動蕩背景下，有識之士等待時機、期望建功立業(yè)的普遍心聲。在《眼兒媚·秋思》與《菩薩蠻·越城晚眺》這兩首詞中，均通過秋日傍晚或晚眺的凄涼景色，抒發(fā)了深切的思歸之情與漂泊之感。《眼兒媚·秋思》中“人在武陵溪”化用桃花源典故，暗示了歸隱之思；《菩薩蠻·越城晚眺》結(jié)尾“山河莽蒼間”的壯闊景象，則寄寓了面對歷史長河與廣闊天地時個人的蒼茫之思。</p><p class="ql-block"> 在輔佐朱元璋開國及明朝初仕期，劉伯溫投身朱元璋陣營后，詩作中既有對開國事業(yè)的熱忱，也開始隱約透露出對功名仕途的復雜心境。如在《古戍》中他寫道：“古戍連山火，新城殷地笳。九州猶虎豹，四海未桑麻”。描繪了元末社會動蕩、戰(zhàn)火連綿、民生凋敝的歷史圖景；而詩末的“野梅燒不盡，時見兩三花”又以頑強的野梅象征了在亂世中不屈的生命力與希望，體現(xiàn)了詩人對未來的信念。如在《五月十九日大雨》中，前兩句“風驅(qū)急雨灑高城，云壓輕雷殷地聲”描繪了夏日暴雨的狂暴，象征的是元末明初劇烈的社會動蕩與戰(zhàn)亂。后兩句“雨過不知龍去處，一池草色萬蛙鳴”筆鋒一轉(zhuǎn)，雨過天晴，萬物復蘇，生靈歡騰，表達了詩人相信動蕩終將過去，一個嶄新、充滿生機的時代必將到來的信念。在《北風行》中，他通過“城外蕭蕭北風起，城上健兒吹落耳”的戍邊艱辛與“將軍玉帳貂鼠衣，手持酒杯看雪飛”的將領享樂形成尖銳對比，深刻地揭露了邊將狂歡濫飲的特權(quán)腐敗與將士苦樂不均的現(xiàn)實，體現(xiàn)了劉伯溫對底層士卒的同情和對當權(quán)者昏聵的憂思批判。</p><p class="ql-block"> 在劉伯溫的晚年歸隱期，此時明朝已建立，他因遭朱元璋猜忌和權(quán)臣胡惟庸排擠而選擇歸隱。他此時的詩風趨于超然、淡泊，但也常蘊含看透功名、感慨人生虛幻的復雜情緒，間或流露出憂懼。如《絕句·人生無百歲》，其思想深刻，普遍被認為是劉伯溫對生命與功業(yè)的終極思考。詩曰：“人生無百歲，百歲復如何？古來英雄士，各已歸山河”。詩以冷峻的筆調(diào)指出人生短暫，即便是古來英雄也終將歸于“山河”。這反映了劉伯溫思想中超脫、虛無乃至帶有一些悲觀色彩的人生觀，也體現(xiàn)了他對歷史興亡和個體命運局限性的深刻洞察。在輔佐朱元璋成就帝業(yè)后遭遇猜忌，這種“英雄終歸塵土”的感悟，或許也包含著他看透權(quán)力紛爭后的復雜心境。在《無題絕句二首·其一》中他寫道：“花自飄零水自流，無情有恨月如鉤。十年一枕三更夢，贏得風煙滿地愁”?！笆暌徽砣鼔簟睒O有可能指的就是他輔佐朱元璋打天下及在明初為官的這段漫長而驚心動魄的經(jīng)歷。“贏得風煙滿地愁”則深刻反映了劉伯溫在明朝建立后，面對官場傾軋、朱元璋的猜忌以及理想與現(xiàn)實的落差時，所產(chǎn)生的巨大失落、疲憊和憂懼心理。此詩應是其晚年心境的真實寫照，將一生的奮斗視為一場虛空，只剩下無盡的愁緒。在《辭職自遣》中：“買條黃牛學種田，結(jié)間茅屋傍林泉。因思老去無多日，且向山中過幾年。為吏為官皆是夢，能詩能酒總神仙。世間萬事都增價，老了文章不值錢”。詩中“為吏為官皆是夢”一句，是其晚年對仕宦生涯的總結(jié)，視半生功業(yè)為虛幻?！百I條黃牛學種田，結(jié)間茅屋傍林泉”則表達了對田園隱居生活的向往。然而，“世間百事都增價，老了文章不值錢”也流露出對自身價值被忽視、才華隨年老而“貶值”的憤懣與自嘲，藏盡政治失意的無奈。</p><p class="ql-block"> 劉伯溫的詩作，可謂其一生坎坷經(jīng)歷與復雜心境的真實縮影。</p><p class="ql-block"><b>三、劉伯溫詩歌多元融合的藝術(shù)成就</b></p><p class="ql-block"> 劉伯溫的藝術(shù)成就，后世多有推崇。他在作品中融合了唐詩的雄渾、宋詞的婉約、元曲的通俗，藝術(shù)手法豐富多樣，形成了多元一體的藝術(shù)風格，在元末明初的文壇上獨樹一幟。結(jié)合其代表作，從藝術(shù)手法、風格特質(zhì)、語言特色三個維度，可清晰見其藝術(shù)成就。</p><p class="ql-block"> 他的詩歌善用多種藝術(shù)手法，尤其是對比、象征、典故與意象群的運用，使其意境深遠、表現(xiàn)力極強。</p><p class="ql-block"> 他常用對比手法，強化矛盾與批判力度。在《北風行》中，通過“城上健兒吹落耳”與“將軍玉帳貂鼠衣”的對比，將士卒的苦寒與將軍的安逸推向極致，批判力度十足；在《感時述事十首·其七》中，化用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通過“富家廚內(nèi)肉成山，貧家甑中塵滿案”的貧富差距對比，揭露了社會的不公。這種對比并非簡單的并列，而是通過矛盾的呈現(xiàn)，使詩歌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意義。</p><p class="ql-block"> 對于象征手法的運用，使劉伯溫的詩歌含蓄深沉，耐人尋味。他常用自然意象象征社會現(xiàn)象或人生境遇：“龍”象征皇權(quán)或英雄人物，《五月十九日大雨》中的“龍”既指暴雨的狂暴，也暗喻亂世中的強權(quán)；“野梅”象征堅韌不拔的人格，《古戍》中的野梅在戰(zhàn)火中綻放，是詩人自身風骨的寫照；“風雨”象征亂世，《菩薩蠻·越城晚眺》中“雨霽江空煙水寒”的風雨，暗喻元末的動蕩。這些象征意象的運用，使詩歌超越了具體的事件與場景，上升到哲學與人生的高度。</p><p class="ql-block"> 劉伯溫博覽群書，詩歌中典故的運用信手拈來，既增強了文化底蘊，又使情感表達更為含蓄?！额}太公釣渭圖》借姜太公垂釣的典故，寄托自身“待時守道”的抱負；《眼兒媚·秋思》中“武陵溪上桃花路”化用陶淵明《桃花源記》的典故，象征對理想社會的向往；《感懷》中“渭水釣魚人，傅巖筑墻夫”，用姜太公、傅說的典故，表達對明主的期盼。這些典故并非簡單的堆砌，而是與詩歌的主題、情感高度契合，使詩歌在有限的篇幅內(nèi)蘊含豐富的文化內(nèi)涵。</p> <p class="ql-block"> 劉伯溫善于構(gòu)建意象群，通過多個相關(guān)意象的組合，營造出多層次的意境。《菩薩蠻·越城晚眺》中，“雨霽云開”“湖波樹影”“征鴻殘霞”“月上海門”等意象，從近到遠、從白晝到黑夜，構(gòu)建出恢弘而寂寥的時空畫卷，表達了對江山永恒、人生短暫的慨嘆；《古戍》中“古戍”“連山火”“新城”“笳聲”“虎豹”“桑麻”“野梅”等意象，組合成一幅戰(zhàn)亂與生機并存的畫面，體現(xiàn)了“天理不滅”的理學思想。意象群的運用，使詩歌的意境更為開闊，情感更為深沉。</p><p class="ql-block"> 劉伯溫的詩歌語言，則兼具凝練性、傳神性與通俗性，既符合文人詩歌的雅正，又不失民間文學的鮮活，形成了獨特的語言風格。</p><p class="ql-block"> 他的詩歌語言極為精煉，往往用極簡的文字表達豐富的內(nèi)涵，達到“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效果?！督^句·人生無百歲》中“人生無百歲，百歲復如何？”僅十字，便直擊生命有限的終極命題，引發(fā)對人生價值的深思；《漫成》中“良辰不再得”一句，簡潔直白卻意蘊綿長，道盡時光流逝的悵惘。這種凝練性，既源于詩人深厚的文字功底，也與理學“刪繁就簡”的思維方式有關(guān)——剔除冗余，直指核心，使詩歌語言更具穿透力。</p><p class="ql-block"> 劉伯溫善于運用精準的動詞、形容詞，使詩歌畫面感極強，如在眼前。《北風行》中“城上健兒吹落耳”的“吹落”二字，以夸張的手法寫出北風的凜冽與將士的苦寒，傳神至極；《古戍》中“野梅燒不盡，時見兩三花”的“燒”字，既寫出了戰(zhàn)火的殘酷，又凸顯了野梅的堅韌，一字千金；《五月十九日大雨》中“云壓輕雷殷地聲”的“壓”字，形象地寫出了烏云的厚重與雷聲的沉悶，營造出壓抑的氛圍。這些傳神的文字，使詩歌具有強烈的感染力，讓讀者能夠身臨其境。</p><p class="ql-block"> 他的詩歌雖為文人之作，卻不晦澀難懂，反而兼具雅正與通俗的特點，尤其在反映民生疾苦的詩作中，常用民間口語，貼近現(xiàn)實?！陡袝r述事十首·其五》中“官租私債還未足，目送西日歸山隈”，語言通俗直白，如話家常，卻深刻揭示了農(nóng)民的困苦；《北風行》中“江南粟米貴如珠，江北粟米賤如土”，用對比鮮明的通俗語言，揭露了社會的不公。這種雅俗共賞的語言風格，使詩歌既能被文人雅士欣賞，又能被普通百姓理解，增強了詩歌的傳播力與現(xiàn)實意義。</p><p class="ql-block"> 由于劉伯溫詩作在題材內(nèi)容、思想感情、藝術(shù)手法和語言上都比較多元豐富，因此形成的詩歌風格也并非單一，而是兼具雄渾悲慨、清新靈動、婉約纏綿等多種特質(zhì)。</p><p class="ql-block"> 雄渾悲慨是劉伯溫詩歌的主流風格，尤其是在描寫亂世瘡痍、抒發(fā)家國之憂時，更顯其沉郁頓挫?！豆攀分小肮攀B山火，新城殷地笳。九州猶虎豹，四海未桑麻”，開篇便勾勒出戰(zhàn)火連綿、山河破碎的蒼涼景象，“連山火”“殷地笳”的聽覺與視覺沖擊，營造出雄渾悲壯的意境；《感時述事十首·其一》中“中原殺氣盛，胡馬犯邊塵。白骨霜飛露，青燐夜照人”，描寫了戰(zhàn)爭的殘酷，字里行間滿是悲愴。這種風格繼承了杜甫“沉郁頓挫”的詩風，將個人情感與時代命運緊密結(jié)合，形成了“詩史”般的厚重感。</p><p class="ql-block"> 除了雄渾悲慨，劉伯溫的詩歌也不乏清新靈動之作，尤其是在描寫自然景物、抒發(fā)閑適情懷時，展現(xiàn)出與雄渾風格截然不同的靈動之美。《五月十九日大雨》的結(jié)尾“雨過不知龍去處，一池草色萬蛙鳴”，暴雨過后，青草鮮嫩，蛙鳴陣陣，畫面清新明快，充滿生機與活力，仿佛能讓人嗅到雨后泥土的芬芳；《絕句·其二》中“東風吹醒桃花夢，依舊青山綠水多”，以簡潔明快的語言勾勒出春日美景，桃花綻放、青山綠水，意境清新脫俗，盡顯自然之趣。</p><p class="ql-block"> 這類詩作往往以白描手法為主，語言簡練而傳神，不事雕琢卻意蘊悠長。《漫成》中“江煙漠漠雨疏疏，兩岸鶯啼綠樹舒”，僅用“漠漠江煙”“疏疏細雨”“鶯啼綠樹”幾個意象，便勾勒出一幅江南春日煙雨圖，清新靈動，沁人心脾。這種風格的形成，既源于詩人對自然的細膩觀察，也得益于理學“格物致知”的認知方式——在探究自然之美的過程中，體悟“天理”的和諧與靈動，使詩歌呈現(xiàn)出純粹而鮮活的生命力。</p><p class="ql-block"> 劉伯溫的詩歌，也并非一味沉郁或雄渾，其中不乏婉約纏綿之作。尤其是他在抒寫離愁別緒、個人情懷時，展現(xiàn)出了細膩敏感的情感世界。《眼兒媚·秋思》是其婉約詞的代表作：“萋萋芳草迷遠道，萬點棲鴉，一池秋水，滿地黃花。小樓獨倚，孤燈明滅，淚濕羅裳。相思何處？武陵溪上桃花路，相思隔水煙霞。”上片以“芳草”“棲鴉”“秋水”“黃花”等蕭瑟意象，構(gòu)建出孤寂的秋境，烘托出詞人的離愁；下片“小樓獨倚”“淚濕羅裳”直抒胸臆，將思念之情推向極致，結(jié)尾“武陵溪上桃花路”的遐想，又為情感增添了一絲朦朧之美。</p><p class="ql-block"> 另一首《菩薩蠻·越城晚眺》雖意境恢弘，卻也暗含婉約之情：“雨霽江空煙水寒，征鴻過盡，落日殘霞斂。湖光山色連天遠，海門明月上東山。”雨霽江空、征鴻殘霞、明月東山，看似寫景，實則寄寓著詞人對人生漂泊的感慨與對故鄉(xiāng)的思念，“煙水寒”的清冷、“征鴻過盡”的寂寥，都透著婉約纏綿的情愫。這種風格繼承了宋詞的雅韻，尤其是秦觀、李清照的婉約詞風，卻又融入了易代文人的蒼茫感，使情感表達更為深沉復雜。</p><p class="ql-block"><b>四、 劉伯溫詩歌中的理學思想影響</b></p><p class="ql-block"> 研究劉伯溫的詩歌，不得不注意到其理學影響的內(nèi)在色彩。劉伯溫生于理學發(fā)展歷程中的元末明初，他作為宋明理學在元末的重要傳承者，表現(xiàn)出了將程朱理學的“天理”“民本”“忠義”等核心觀念融入詩歌的特點。這使其詩作不但具有藝術(shù)價值，而且承載了他的某些哲學思考與政治理想。</p> <p class="ql-block"> 程朱理學強調(diào)“格物致知”，認為通過探究事物的本質(zhì)，可以領悟“天理”。劉伯溫將這種認知方式運用到詩歌創(chuàng)作中，使其寫景、詠物皆具深意，而非單純的描摹。</p><p class="ql-block"> 在《五月十九日大雨》中，“風驅(qū)急雨灑高城，云壓輕雷殷地聲”的狂暴景象，既是夏日暴雨的真實描摹，更隱喻元末戰(zhàn)亂頻仍、社會秩序崩塌的動蕩時局；“雨過不知龍去處，一池草色萬蛙鳴”的清新生機，則對應著亂世過后秩序重建的愿景。作為深受理學熏陶的士人，劉伯溫通過自然景象的更迭，暗合其“亂世至極必趨治”的認知——這種對“治世可期”的篤定，是理學士人“以道濟時”信念的自然流露。</p><p class="ql-block"> 又如《古戍》中的“野梅燒不盡，時見兩三花”，野梅在戰(zhàn)火中頑強生長，并非單純的自然意象，而是“天理不滅”的象征。理學認為，“天理”是永恒的，即便世事紛亂，“理”仍存在于萬物之中。劉伯溫通過“格”野梅的堅韌，領悟到“生機永存”的天理，使詩歌在悲涼中透出希望，體現(xiàn)了理學士人的理想與樂觀。</p><p class="ql-block"> 理學強調(diào)“民為邦本”，認為君主的統(tǒng)治必須順應民心，否則便違背“天理”。劉伯溫一生堅守這一理念，其詩歌中充滿了對民生疾苦的同情與對政治腐敗的批判，繼承了漢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fā)”的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p><p class="ql-block"> 《北風行》是其批判現(xiàn)實的代表作：“城外蕭蕭北風起，城上健兒吹落耳。將軍玉帳貂鼠衣，士卒短褐邊風悲。江南粟米貴如珠，江北粟米賤如土。民人避亂多在山，官府催租急如虎?！痹姼柰ㄟ^四層對比：將士的苦寒與將軍的安逸、江南與江北的糧價差異、百姓避亂與官府催租的矛盾，深刻揭露了元末社會的不公。從理學視角來看，這種不公正是“失理”的表現(xiàn)——將軍漠視士卒、官府壓榨百姓，違背了“君仁臣義、官愛民順”的天理，因此必然導致天下大亂。劉伯溫的批判，并非單純的情緒宣泄，而是基于理學“正名定分”的政治理想，呼吁重建符合天理的社會秩序。</p><p class="ql-block"> 另一首《感時述事十首·其五》中，“農(nóng)夫力田望秋至，沐雨梳風盡勞瘁。官租私債還未足，目送西日歸山隈”，描寫了農(nóng)民的辛勞與困苦。詩歌結(jié)尾“但恨不逢堯舜世，耕田鑿井安無虞”，直接表達了對“有道之世”的向往——所謂“堯舜世”，正是理學所倡導的“君明臣賢、民安其業(yè)”的理想社會，體現(xiàn)了劉伯溫“為生民立命”的理學擔當。</p><p class="ql-block"> 理學強調(diào)“忠義”，認為士人應堅守道德操守，無論身處順境逆境，都應踐行“道”的追求。劉伯溫的詩歌，始終貫穿著這種“忠義守道”的人格情懷。</p><p class="ql-block"> 早年效力元廷時，他雖效力元廷統(tǒng)治者，但也不滿官場腐敗，仍堅守“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操守，《感懷》中“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句子，正是其忠義思想的體現(xiàn)。即便后來棄元投朱，他也自認并非“背主求榮”，而是認為元朝已“失道”，朱元璋的崛起符合“天理”，因此“良禽擇木而棲”，是對“忠義”的另一種踐行?！额}太公釣渭圖》中，他借姜太公“待時守道”的典故，表明自己的選擇并非投機，而是對“道”的堅守——只有遇到明主，才能實現(xiàn)“致君堯舜”的理想。</p><p class="ql-block"> 晚年退隱后，劉伯溫的詩歌更添淡泊與堅守。《遣興》中“一炷清香一卷書，此身安處是吾廬。綠槐翠柏宜長日，門外何須長者車 ?”；《絕句.人生無百歲》中“人生無百歲，百歲復如何？古來英雄士，各已歸山河”，看似超脫，實則是對“忠義”的升華——他不再執(zhí)著于功名，而是堅守內(nèi)心的“道”，即便遭遇政治迫害，也始終保持人格的獨立。這種堅守，正是理學“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理想的體現(xiàn)。</p><p class="ql-block"><b>五、 神化解構(gòu)，從“半仙”到“凡人”的歷史還原</b></p><p class="ql-block"> 我們談劉伯溫詩歌，要窺其真貌，就不得不面對歷史上劉伯溫被后世神化這一特殊現(xiàn)象。劉伯溫的被神化，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典型的文化現(xiàn)象。從明清時期的《英烈傳》《燒餅歌》，到民間傳說中的“能掐會算、未卜先知”，他的形象逐漸脫離歷史本真，成為一個能掐會算、未卜先知，甚至能準確預言后世、神乎其技的“超神”。然而，至今沒有任何證據(jù)證實《燒餅歌》為劉伯溫本人所寫，而其中的預言事例也明顯是后人用“已發(fā)生的事實”去附會編造歌謠；而《英烈傳》寫劉伯溫呼風喚雨，明顯是借鑒了《三國演義》寫諸葛亮借東風的手法，而把劉伯溫寫成了低配版的諸葛亮。結(jié)合原始史料與歷史語境，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這場神化背后，既有政治需求的推動，也有民間文化的建構(gòu)，更有其自身經(jīng)歷的“傳奇性”作為基礎。</p><p class="ql-block"> 神化的起源，政治需求與文化建構(gòu)。劉伯溫的神化，最早始于明初的政治宣傳。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需要塑造開國功臣的完美形象，以鞏固統(tǒng)治、教化百姓。劉伯溫作為“開國文臣之首”，兼具謀略與文才，自然成為重點塑造的對象。《明史·劉基傳》中“料事如神”“屢出奇策”的記載，雖以某些史實為例，但也不乏夸大成分——如鄱陽湖之戰(zhàn)中“基請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友諒走死”，將戰(zhàn)爭勝利歸功于劉伯溫的“占卜”，實則是其戰(zhàn)略眼光與軍事才能的體現(xiàn)，卻被賦予了“神異”色彩。</p><p class="ql-block"> 另外，明初的文人集團也對劉伯溫進行了頌揚。宋濂、高啟等文人在為其撰寫的墓志銘、傳記中，極力渲染其“聰慧過人”“通曉天文”的特質(zhì)，將其塑造為“理學完人”與“智慧化身”。這種頌揚，既出于對劉伯溫才華與品格的敬佩，也暗含著文人集團對自身價值的期許——希望通過塑造劉伯溫的形象，彰顯士人的“經(jīng)世致用”之能。</p><p class="ql-block"> 民間文化的建構(gòu)，更是將劉伯溫的神化推向高潮。明清時期，通俗文學興起，《英烈傳》等小說將劉伯溫描繪成能呼風喚雨、未卜先知的“半仙”，甚至附會出《燒餅歌》《推背圖》等預言作品，稱其能預測明朝興衰。這些傳說之所以廣為流傳，是因為它們滿足了百姓對“智慧英雄”的向往——在動蕩的社會中，人們渴望有一位無所不能的智者來主持公道、帶來安寧，而劉伯溫的經(jīng)歷恰好為這種向往提供了載體。</p><p class="ql-block"> 神化的內(nèi)核，歷史真實與藝術(shù)虛構(gòu)的交織。劉伯溫的神化，并非完全憑空捏造，而是建立在一定的真實基礎之上。他確實通曉天文歷法，《明史》載其“尤精象緯之學”，在輔佐朱元璋期間，曾多次根據(jù)天文現(xiàn)象提出戰(zhàn)略建議，如“熒惑守心”時勸朱元璋避禍，雖有迷信成分，卻也體現(xiàn)了其對天文知識的運用；他確實謀略過人，“先滅陳友諒，后取張士誠”的戰(zhàn)略方針，展現(xiàn)了其卓越的政治眼光；他確實文才出眾，詩歌與散文成就極高，是元末明初文壇的領袖人物。</p><p class="ql-block"> 但神化過程中，這些真實的特質(zhì)被無限放大，甚至被賦予了“超自然”的色彩。例如，他通曉天文被演繹為“能掐會算”，謀略過人被演繹為“未卜先知”，文才出眾被演繹為“下筆成讖”?！稛灨琛分小鞍胨迫召獍胨圃?，曾被金龍咬一缺”的預言，被附會為劉伯溫預測到燕王朱棣篡位，實則是后世文人根據(jù)歷史事件編造的，與劉伯溫無關(guān)。這種藝術(shù)虛構(gòu)，使劉伯溫的形象逐漸脫離歷史本真，成為一個符號化的“神”。</p><p class="ql-block"> 歷史還原，劉伯溫的“凡人”特質(zhì)與局限。剝?nèi)ド窕耐庖?，劉伯溫其實是一位有血有肉、有?yōu)點也有局限的“凡人”。他的優(yōu)點極為突出——剛正、才華橫溢、心懷天下，始終堅守理學理想，為明朝的建立與穩(wěn)定立下了汗馬功勞；但他也有明顯的局限，尤其是在政治斗爭中，缺乏圓滑變通的能力，以及對自己政治未來的預判，最終導致了晚年的悲劇。</p><p class="ql-block"> 《明史》載其“性剛嫉惡，與物多忤”，這種剛直的性格，使他在官場中樹敵頗多。在明初的丞相之爭中，他反對胡惟庸擔任丞相，直言其“小人得志，必為國患”，雖眼光獨到，卻也激化了與胡惟庸的矛盾；他與李善長等功臣也存在政見分歧，多次發(fā)生沖突。這種“不懂變通”的性格，在皇權(quán)至上的明初政治環(huán)境中，無疑是危險的——朱元璋防范功臣異心，而劉伯溫的剛直，恰好給了政敵攻擊他的口實，最終導致他被誣陷、遭猜忌，憂憤而終。</p> <p class="ql-block"> 此外，劉伯溫早年效力元廷、鎮(zhèn)壓義軍的經(jīng)歷，跡類現(xiàn)代“漢奸”與偽軍，也體現(xiàn)了他作為“凡人”的歷史局限。在“華夷之辨”觀念深入人心的時代，他為異族政權(quán)效力，雖有時代背景的因素，但也反映了其早期思想的功利性——而且他最初并未意識到元朝的腐朽已不可逆轉(zhuǎn)，仍試圖通過“忠君”仕途，挽狂瀾于既倒，直到多次碰壁后，才徹底與元廷決裂。后世的神化敘事刻意回避了這一點，將其塑造成“天生反元”的忠義化身，實則違背了歷史的真實。</p><p class="ql-block"> 辯證評價，功過并存的歷史定位。評價劉伯溫，必須擺脫“神化”成分，以辯證的眼光看待其功過是非。他既是元末明初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也是一位在時代洪流中掙扎抉擇的普通士人；他的詩歌成就與政治功績值得肯定，他的歷史局限與人生缺憾也不應回避。</p><p class="ql-block"> 劉伯溫的歷史功績，主要體現(xiàn)在政治、軍事與文學三個方面。在政治上，他輔佐朱元璋制定了一系列治國方略，如嚴明軍紀、整飭吏治、輕徭薄賦等，為明朝的建立與穩(wěn)定奠定了基礎；他主持編纂《大明律》，強調(diào)“明刑弼教”，體現(xiàn)了理學“禮法并用”的治國思想，對后世法制建設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在軍事上，他提出“先滅陳友諒，后取張士誠”的戰(zhàn)略方針，助朱元璋統(tǒng)一江南；在鄱陽湖之戰(zhàn)、平定張士誠等戰(zhàn)役中，他屢出奇策，展現(xiàn)了卓越的軍事才能，是明朝開國的重要功臣。</p><p class="ql-block"> 在文學上，他的詩歌成就很高，是元末明初文壇的領袖人物。其詩作思想深刻，藝術(shù)精到，既記錄了亂世瘡痍，又寄托了理學理想，兼具“詩史”價值與藝術(shù)價值；他的散文《郁離子》，以寓言的形式闡述理學思想與政治主張，語言犀利，寓意深遠，對后世散文創(chuàng)作影響頗大。此外，他還推動了明初文化教育的發(fā)展，主張“興學校、育人才”，為明朝培養(yǎng)了一批優(yōu)秀的文化人才。</p><p class="ql-block"> 但也無法回避他的歷史局限。劉伯溫的歷史局限，主要體現(xiàn)在思想與政治兩個方面。在思想上，他深受程朱理學的影響，雖然理學思想為其詩歌創(chuàng)作與政治實踐提供了指導，但也存在一定的保守性——他將“天理”視為永恒不變的真理，缺乏對社會變革的深刻認識；他的“華夷之辨”觀念雖不如傳統(tǒng)士人極端，這也是他早年效力元廷、后來又棄元投朱的重要思想根源。</p><p class="ql-block"> 在政治上，他的剛直性格使他在官場中屢屢受挫，最終導致晚年悲??；他雖然謀略過人，但在皇權(quán)高壓下，缺乏自保意識，最終成為政治斗爭的犧牲品。此外，他早年鎮(zhèn)壓義軍的行為，雖然有時代背景的因素，但從歷史發(fā)展的角度來看，確實阻礙了反元起義的進程，這也是其人生中無法回避的缺憾。</p><p class="ql-block"> 劉伯溫的一生，是元末明初時代變遷的縮影；他的詩歌，是理學思想與時代滄桑的結(jié)晶；他的神化，是政治需求與民間想象的產(chǎn)物。作為政治家與軍事家，他輔佐朱元璋開創(chuàng)大明基業(yè)，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作為文學家，他以筆為史，書寫時代悲歌與人生哲思，成就了不朽的文學經(jīng)典；作為歷史人物，他有優(yōu)點也有局限，有輝煌也有缺憾，是一位真實、立體的“凡人”。</p><p class="ql-block"> 褪去神化的光環(huán)，劉伯溫的形象并未褪色，反而更加鮮活——他的詩歌如“野梅燒不盡，時見兩三花”，在歷史的長河中始終散發(fā)著獨特的魅力；他的人生如風雨過后初現(xiàn)的晨光，在亂世的掙扎與抉擇中，彰顯了理學士人的風骨與擔當。他告訴我們，偉大的歷史人物并非完美無缺，他們的局限與缺憾，恰恰是其人性的體現(xiàn)；而他們的功績與精神，才是值得我們永遠銘記與傳承的財富。</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right;">2025.11.7 于廣州</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