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ql-indent-1">秋風送爽,令人遐思,于是若干個與十月相關(guān)的記憶浮上心頭。
</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 記憶之一:祖國十年我十歲
</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作為就學在北京的“老三屆”,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會忘記1959年10 月18日下午于雄偉壯麗的人民大會堂舉行的那個“首都慶祝北京市少先隊建立十周年大會”。在如星光般璀璨的穹頂下,現(xiàn)場的一萬名少先隊員和輔導員放聲齊唱少先隊隊歌:</p> <p class="ql-block ql-indent-1">“我們新中國的兒童,我們新少年的先鋒,團結(jié)起來繼承著我們的父兄,不怕艱難,不怕?lián)又?,為了新中國的建設而奮斗,學習偉大的領(lǐng)袖毛澤東……”
</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接著,50名少先隊員集體朗誦《第一個十年》的詩篇:
</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十年前的幼苗,長成了茂盛的大樹;十年前的小河,變成了壯闊的大川;十年前的荒地,蓋起了嶄新的城市;十年前的沙漠,變成了肥美的良田。啊,偉大的十年,祖國的破碎山河,變成了萬朵鮮花,一片錦繡。到處是:紅旗飄舞,歡騰高歌。就在英雄的土地,就在偉大的時代,我們少先隊員,茁壯地成長起來……”</p> <p class="ql-block ql-indent-1">會場內(nèi),隊旗飄飄、隊鼓聲聲,星星火炬與胸前的紅領(lǐng)巾相映成輝。萬人齊唱的隊歌如奔涌激蕩的錢塘江潮,讓少年人的滿腔熱血瞬間沸騰;童聲朗誦的詩篇滿盈著美好的憧憬,把理想的風帆高高揚起。
</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多少年過去了,想必很多人還會記得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在熱情洋溢的即席講話中提出的三點要求:今天是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的預備隊員,明天應該成為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的突擊隊員,后天還應該成為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的先鋒隊員。</p> <p class="ql-block ql-indent-1">顯然,這是前輩對祖國的花朵在第二、第三個十年乃至更多的十年里的期許。何等殷切,又多么自信。
</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印象里,那是個無比美好的日子,天空湛藍,萬里無云。然而,無論在主席臺上就座的彭真等老革命還是會場內(nèi)的小隊員們,恐怕誰都沒有想到,未來的歲月中,會出現(xiàn)波詭云譎的極端天氣。
</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 記憶之二:夢醒“九·一三”
</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幾年后,曾經(jīng)的少先隊員變成了紅衛(wèi)兵、造反派,甚至在“文革”之初,把當年在臺上的老革命打翻在地。一度沖動過了頭,也曾逍遙于運動之外,最終紛紛去了祖國的四野八荒,插隊、務工、從軍、戍邊,在了解社會(特別是底層社會)的同時也經(jīng)受磨礪,進而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群體——“老三屆”。借用《現(xiàn)代漢語詞典》給出的解釋,系“指1966、1967、1968年三屆的初、高中畢業(yè)生”。而其中的大部分,還有一個共有的名稱:知青。</p> <p class="ql-block ql-indent-1">1971年秋,當我第一次從北大荒回京探親時,正趕上副統(tǒng)帥折戟沉沙的“9.13”事件。平日,街面上很冷清。年輕人大都在農(nóng)村,胡同里多是些老人與幼童。彼時,政治中樞,極端緊張;境外各方,高度關(guān)注;而我自然是無從知曉。當然,說毫不知情,也不盡然。臨近9月下旬,私底下已有些許傳聞。但那是極秘密的,都是過命至交與親人間的耳語,而且含糊中帶著猜測,無從印證。不過,那種緊張的氣氛卻是無處不在。某夜騎車途經(jīng)長安街,行至木樨地路口,恰好車鏈脫落,于是停下來擺弄。不料,立時有兩名正在巡邏的士兵過來查問。雖見我無可疑之處,卻并不走開。直至我重新騎上車,他們方才離去。</p> <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很快,傳聞有了印證——那就是國慶當天的《人民日報》頭版居然沒有配發(fā)領(lǐng)袖與親密戰(zhàn)友的照片。這與前一年同日的報紙形成鮮明對比。盡管內(nèi)情正在逐級傳達中,尚未對外公布,但答案似乎已經(jīng)明晰了。
</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幾天后,重返兵團連隊。也是知青的指導員曾于私下里問我:在北京聽到了什么?我沒有正面應答,含混了過去。雖然,我明白那問話的后面是有潛臺詞的。但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只要紅頭文件尚未下發(fā),我豈敢把聽來的傳聞及自己的判斷和盤托出呢?</p> <p class="ql-block ql-indent-1">當然,不久之后,相關(guān)文件還是逐級下達到了基層,對林的批判也隨之展開。如果說,1966年的“八·一八”讓億萬年輕人的熱血沸騰到了頂點,乃至昏了頭腦;那么1971年發(fā)生在溫布爾汗的一聲爆炸卻使國人從高燒中冷靜下來。震驚之余是“信仰危機”,長期累積的迷惑必然要引發(fā)質(zhì)疑。一旦用自己的頭腦思考,那就離盲目與盲從后的覺醒不遠了。
</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 記憶之三:恢復高考現(xiàn)拐點
</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果然,全民族的覺醒在1976年的“四五”事件中得到了體現(xiàn)。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四五”事件中彰顯的民心向背,促成了同年十月的那場巨變,進而開啟了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的新長征。只是,此刻的“老三屆”們,雖然躍躍欲試,卻還欠缺飛騰的翅膀。</p> <p class="ql-block ql-indent-1">1977年的8月下旬,坊間開始流傳關(guān)于高考制度將要恢復的消息,包括:鄧小平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主張當年恢復高考的重要講話和“自由報名、統(tǒng)一考試、擇優(yōu)錄取、政治審查”的十六字方針等。
</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已然返城正在待業(yè)的我,初聞,不敢確信有此好事。但細想,前不久剛開過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開除“四人幫”黨籍、恢復鄧小平一切職務的決議,那么高考制度的恢復也應是重視知識、振興中華、讓社會發(fā)展重回正軌必然要做的事情了。</p> <p class="ql-block ql-indent-1">連續(xù)幾天,外出打探,從若干親友與同學處證實,這些消息并非空穴來風,該年的第二次全國高校招生會議正在北京召開。當然,細則還未擬定,所以我又擔心有年齡限制。須知,“老三屆”中的高中生,都約30歲了。
</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總算,迎來了又一個令人難忘的十月。來自各方面的小道消息最終變成了紅頭文件。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zhuǎn)教育部《關(guān)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正式?jīng)Q定恢復高等學校招生統(tǒng)一考試的制度。隨后的10月21日,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各大新聞媒體,均以頭號新聞發(fā)布了恢復高考及其招生條件的消息。不僅出身不再成為限制,年齡也可放寬到30歲——“老三屆”們都可報考了。頓時,我為我們這代人終于等來了這樣一次轉(zhuǎn)折、一次機會而欣喜萬分。</p> <p class="ql-block ql-indent-1">隨后的報名、復習、應考等等,無需贅述,因為那只是一個必然要走的程序。重要的是,歷史把那些流散到各地的“老三屆”推入了77級、78級的行列(分別于1978年的春季與秋季入學)。據(jù)有關(guān)方面統(tǒng)計,這兩屆統(tǒng)共錄取了67.4萬考生,其中就包括一部分“老三屆”。當然,這部分人相對于總數(shù)達6000多萬的“老三屆”來說,仍是少數(shù)。但是,以恢復高考為發(fā)端,全社會重新形成了重視知識的共識。與此同時,業(yè)大、電大、自學考試應運而生,為更多的求知者打開了進修的大門。從而,讓廣大的“老三屆”都有了在社會轉(zhuǎn)型的關(guān)鍵時刻更新觀念、填充能量,在新長征的路途上續(xù)航遠行、做出更大貢獻的可能。</p> <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回望,值得記憶的十月當然不止于上述的幾個。但少兒時期的純真值得留戀,盡管難免幼稚;“九·一三”后的覺醒至為可貴,因為那是經(jīng)歷之后的趨于成熟。至于1977年10月恢復高考的決定,對老三屆來說,是人生的拐點,第二次起步;就國家而言,則是重回正軌的體現(xiàn),其意義更為深遠。</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