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游學(xué)印度（節(jié)選）</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金克木</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1941—1946年游學(xué)印度）</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20世紀(jì)初期，印度有三位“漢學(xué)”博士,都不是到中國學(xué)習(xí)漢文得學(xué)位的,而且學(xué)習(xí)目的也不是研究中國而是研究印度本國,學(xué)漢文為的是利用漢譯的佛教資料。他們留學(xué)的國家正好分別是法國、德國、美國;博士論文題目全是有關(guān)佛教的。應(yīng)當(dāng)說，他們不是“漢學(xué)”博士而是印度學(xué)博士。</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到加爾各答不久,我就由友人介紹到師覺月教授家里去拜訪。“師覺月”是他自己取的中國名字,是意譯他的姓名三個字。這個姓并不表示他的“種姓”,而是祖上得過的一個稱號，正像“泰戈爾”這個姓一樣。婆羅門種姓支派的“姓”是不拿出來的,“內(nèi)部掌握”,不對外人說的。照英國人習(xí)慣用的“姓”也像英國人一樣是用些祖先稱號頂替的。氏族的“百家姓”講究得最厲害的,無過于中國,可上溯三代以至多少代。印度卻不是這樣,只有他們自己人才一望而知,心里明白;外人除非熟悉了他們的各地不同習(xí)慣,是不容易明白的。這是第一課,是師覺月教授給我上的。后來又見到各種各樣的印度人,才慢慢有</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點開竅,知道光憑書本不行。無論古、今,歐、印,書上總是講不</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清,各有自己一套“密碼”,局外人難以一下子解譯出來。</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每當(dāng)我在加爾各答，總是忘不了去一次師覺月教授的小書房。這位法國留學(xué)回來的博士有點傳染了法國人的習(xí)氣,一熟了就談天說地,他那里,不必事先約會也可以去。他留著小胡</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471-</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子,說話帶著學(xué)者氣,但不是不茍言笑。小小書房也是客廳,墻的一面是書架,從地板直到天花板,架前有個小梯子。不大的書桌靠窗擺著,前面墻上是一幅放大的法國人照片,那是他的導(dǎo)師,著名的東方學(xué)家烈維。在烈維的指導(dǎo)下他寫出了博士論文《中國的佛教藏經(jīng)》,核定并發(fā)展了日本人南條文雄在馬克斯·穆勒指導(dǎo)下寫的漢梵對照《大明三藏圣教目錄》。</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他能去法國留學(xué),這是由于20世紀(jì)初期的風(fēng)云變幻。1905年由英國政府要分割孟加拉而引起的一次民族運動浪潮,使加爾各答大學(xué)也有了變化。盡管孟加拉省的省督仍兼校長即監(jiān)督，握有否決權(quán)、批準(zhǔn)權(quán),但是實權(quán)已下落了一些到印度人副校長和大學(xué)評議會主席手里。后來人們?yōu)樗麡淞~像的阿蘇托什·穆克吉掌握了大學(xué)的行政,便提倡派人去法、德等國留學(xué),實際是企圖打破英國高等教育的枷鎖。詩人泰戈爾興辦國際大學(xué)也在這個時期。師覺月博士便是在這個浪潮中去了法國,而且學(xué)中文,為的是利用中國資料研究印度歷史。19世紀(jì)中葉英國吞并印度時的文化教育控制從一部英文《英屬印度史》(詹姆士·米爾著)開始,印度民族主義的文化反抗也從印度歷史研究開始,這不是偶然的。</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到德國去學(xué)中文的戈克雷教授也是同一時期的同一時代浪潮中的學(xué)生。他是西南部的馬拉提人,卻到東部的孟加拉來</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472-</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上泰戈爾的國際大學(xué)。他不去英國而去德國留學(xué),同時加入了當(dāng)時西部一些民族主義者倡辦的一個教育團體。加入這個團體的條件是留學(xué)回國后必須在本團體辦的學(xué)院中工作二十五年，只拿僅夠一家生活的工資,但是子女的教育費,直到留學(xué)，都由那個團體負(fù)責(zé)。這是帶有互相合作性質(zhì)的一種辦法。他到德國海德堡大學(xué)學(xué)了漢文和藏文,研究佛教哲學(xué),寫出論文譯解《大乘緣生論》,得到博士學(xué)位,回國便去教那個二十五年不能脫身的學(xué)院。</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另一位在這一時期學(xué)中文的巴帕特教授的情況完全相同，不過去留學(xué)的地方是美國哈佛大學(xué),研究的也是佛教,論文是巴利語本《清凈道論》和漢譯本《解脫道論》的比較研究和考證。他回國后也是在同一個學(xué)院教二十五年書。</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我到浦那時,經(jīng)戈克雷教授介紹住在潘達迦東方研究所的“客舍”里。潘達迦是孟買大學(xué)第一個印度人梵文教授。他以他的藏書為基礎(chǔ)成立了這一個紀(jì)念他的研究所。當(dāng)時所里的主要工作是校刊印度大史詩《摩訶婆羅多》。說起潘達迦當(dāng)教</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授的事,也非同尋常。孟買大學(xué)的梵文教授位置,從19世紀(jì)中</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葉英國人建立孟買大學(xué)起，就是聘請歐洲人擔(dān)任,不是英國人，就是德國人。因為學(xué)院的教授多而大學(xué)正教授的位置只有這一個，必須一個退休,一個繼任;所以潘達迦教授有舊學(xué)又有新</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473-</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知,雖然在學(xué)術(shù)上的地位已經(jīng)得到本國和西方學(xué)者的承認(rèn),卻還到不了這個位置上。后來好容易那位英國教授退休回歐洲了,大家以為繼任的一定是他;不料傳出消息,英國的省督兼校長又聘請了一個德國人。這時印度人大嘩,群起反對。為什么本國古文要請外國人當(dāng)教授呢?過去說,本國學(xué)者不能用英語教課,不懂西方近代一套所謂科學(xué),現(xiàn)在國際馳名的印度學(xué)者潘達迦具備了一切條件為什么不能當(dāng)這個教授呢?難道印度學(xué)者在印度本國都不能當(dāng)印度文的教授嗎?在印度本國教印度古文都非請外國人不可嗎?這不是對全民族的極大侮辱嗎?這不是對印度文化的極度蔑視嗎?實在說不過去的不公平引起這一場激烈的抗議,迫使英國當(dāng)局不得不承認(rèn)潘達迦教授的地位。從此印度大學(xué)中的印度古文教授就一直由印度本國人充當(dāng)了。這大約是19世紀(jì)末的事,是橋賞彌老居士對我談的。我至今還記得老人談這事時的激動口氣。他還說,他學(xué)了巴利語佛典回到孟買時,潘達迦教授聽說了,立刻要見他。他去時，那位老教授見面就用巴利語問他關(guān)于佛教的問題。他當(dāng)然也用巴利語引經(jīng)據(jù)典回答。這次“考試”使當(dāng)時的青年橋賞彌得到不少益處。他說完加了幾句:“這都是因為我們失去了本國語言,失去了佛教,他才那么著急要見我啊!我們失去了本國，連在自己大學(xué)里教自己語言的資格也失去了。教本國語言也</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474-</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要用外國話，要請外國人了。”</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師覺月教授有次談話中也流露了一句:“我們現(xiàn)在還是奴隸啊!”</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戈克雷教授對我說過:“最可怕的是精神奴役。印度在政治上獨立不會再等很久了,可是精神上和文化上的奴役往往是不知不覺的,難擺脫啊!”</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當(dāng)然他們的感慨不是無根據(jù)的。研究本國的宗教、哲學(xué)、歷史,甚至語言,都要去外國留學(xué),才能得博士學(xué)位和當(dāng)教授，這不是愉快的事啊。英國人把印度的哲學(xué)貶得那么低,簡直是原始人的文化思想;德國人又捧得那么高,簡直是和康德、黑格爾同一流派;這是怎么回事?戈克雷博士到德國去研究佛教哲學(xué),師覺月博士到中國北京大學(xué)來講印度哲學(xué)(1948),都不是偶然的吧?他們并不認(rèn)為印度哲學(xué)是虛無縹緲的。</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戈克雷教授校梵本《集論》,邀我去他住房門口的只能容一</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張床的半間屋里合作。由于原寫本殘卷的照片字太小又太不</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清楚,我們就從漢譯和藏譯先還原。他將面前擺著的藏譯一句句讀成梵文，我照樣將玄奘的漢譯也一句句讀成梵文,然后共同核對照片上的原文,看兩個譯本根據(jù)的本子和這個原本是不是一樣,也免得猜謎似的讀古文字先入為主，自以為是。結(jié)果使我們吃驚的不是漢譯和藏譯的逐字“死譯”的僵化,而是“死</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475-</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譯”中還是各有本身語言習(xí)慣的特點。三種語言一對照,這部詞典式的書的拗口句子竟然也明白如話了,不過需要熟悉它們當(dāng)時各自的術(shù)語和說法的“密碼”罷了。找到了鑰匙,就越來越快,文字形式不是難關(guān)了。(校本后來在美國刊物上發(fā)表.)</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如果中國人和印度人合作,埋藏在西藏的大量印度古書寫本就得見天日，而且不用很久就可以多知道一些印度古代的文化面貌了?！备昕死捉淌谡f。</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巴帕特教授當(dāng)時正忙他女兒的婚事。有一天他忽然找我，邀我去參加婚禮。原來印度的婚禮是由女方辦的,男方只管來迎親。于是我得到一次參加古典式印度宴會的機會,用中國古代傳統(tǒng)婚禮眼光看,這種席地而坐在芭蕉葉上用手抓吃實在不免原始,可是那個熱鬧排場和禮儀卻是同中國并無二致。新中國成立后他作為一個代表團的團長來中國訪問時，有次宴會我也參加了。他一高興講了幾句話,臨時拉我當(dāng)翻譯,因為他要引佛經(jīng)。這次宴會使我想起他家里的那次宴會,他的“呵呵”的笑聲和拉住“中國朋友”的神態(tài)也是并無二致。</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同這三位學(xué)過漢文并研究佛教的教授的接觸使我增加了不少對印度的知識，也使我對講印度的現(xiàn)代書的疑問更多了。</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選自《游學(xué)生涯》,東方出版中心,2008年)</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476-</b></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負(fù)笈百年》是我最近讀的書，看到金克木先生的《游學(xué)印度》，感慨萬千。推薦給大家，可以讀一讀，對理解：</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要滅一國，先滅文化”的惡毒伎倆，有深刻的理解。</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西方侵略者的做法與日本一樣，現(xiàn)在的美帝，仍舊玩的是此“衣缽”。正如文章最后印度戈克雷教授講的“最可怕的是精神奴役，印度在政治上獨立不會再等很久了，在精神和文化上的奴役往往是不知不覺的，難擺脫啊！”</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我們的“公知們”就是代表西方文化力量，繼續(xù)著其“奴役”的勾當(dāng)。</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看到了印度的昨天，想到了中國的昨天，處在了中國的今天，</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因此，復(fù)興中國文化，才能使中國復(fù)興文明，自己文化的回歸是一個刻不容緩的大事！容不得一點馬虎！</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2025-10-1</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段修斌老師的話</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印度的國學(xué)本身就缺乏正確的立論基礎(chǔ)，西方對其精神殖民也不具備正確的立論基礎(chǔ)，通過我們中華氣一元論可以統(tǒng)一給它們做出正確的判別。</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搞理論研究需要掌握正確的方式方法，需要順著本質(zhì)性的核心問題一追到底，從其內(nèi)部再看待古今中外所有理論體系，可以直接看出其立論基礎(chǔ)正確與否，在其運動發(fā)展中是否走歪了，這是最簡潔最直接也最本質(zhì)性的方式方法。實話實說，目前我們國內(nèi)在理論研究中掌握正確方式方法者并不多見，希望老師不妨也運用一下試試看，既簡單又實用，可以一針見血，很好用。</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掌握了這套方法，許多書不用讀的，搭眼一看就基本能掌握其七七八八。</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