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題記：夜黑黢黢壓著案頭，《廢都》的紙頁泛著舊光。指尖劃過“□□□”的空缺時，忽然懂了——這書沉在心里多年，不是因為故事，是它藏著現(xiàn)代人身子骨里的疼。趁這靜寫下去，不為評一本書，是想替所有“精神失重”的人，找條叩問存在的路。</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font-size:20px;">《廢都》：“廢都性”——現(xiàn)代文明的存在論鑰匙</span></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font-size:20px;">文/無邊月</span></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font-size:20px;">圖/網絡圖片</span></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r></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當評論界仍在“欲望書寫”或“都市挽歌”的框架里解讀《廢都》，這部作品的真正顛覆性早已超越文學邊界：它創(chuàng)造的“廢都性”，絕非某座城市的精神畫像，而是人類邁入現(xiàn)代文明后無法回避的存在論困境——是物質豐裕與本真存在的割裂，是傳統(tǒng)根脈斷裂后“詩意棲居”的崩塌，是工具理性主導下“存在意義的失語”。賈平凹以西京為鏡，照見的不是中國90年代的轉型陣痛，而是整個人類現(xiàn)代性進程中的“精神絕癥”，而“廢都性”便是破解這一絕癥的哲學密鑰。</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若從哲學人類學的視角拆解“廢都性”，便會發(fā)現(xiàn)它絕非文本表層的城市隱喻，而是人類現(xiàn)代文明“存在論困境”的文學顯形?！皬U都性”的本質，正是海德格爾所言“存在之遺忘”的具象化呈現(xiàn)。莊之蝶的“清醒沉淪”，恰是現(xiàn)代人“存在者層次上的繁忙”最生動的注解：他以文字為業(yè)，本該是“存在之思”的傳遞者，卻用才華換取書稿出版的便利，用文字兌換名利場上的籌碼；他渴望精神共鳴，卻在與唐婉兒、柳月的周旋中，將情感異化為欲望的附庸，將關系簡化為利益的交換——這不是個體的墮落，而是“沉淪于常人”的必然宿命。當社會以“名利”定義成功、以“物化”衡量價值，當“他人的目光”成為自我評判的標尺，人便會在無盡的“有用性”追逐中，逐漸遺忘“存在本身”的意義，正如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對現(xiàn)代性的批判：“我們執(zhí)著于存在者的效用，卻遺忘了存在的本真?！倍闹蟹磸统霈F(xiàn)的“□□□”，更非簡單的文字妥協(xié)或審查規(guī)避，而是“存在意義的失語”最精準的符號：當人們連表達精神困境、追問生命價值的詞匯都已貧瘠到需要用方框填補，語言便徹底從“存在的家園”淪為“存在的遮蔽”——那些被□□□遮蔽的，不僅是幾段文字，更是現(xiàn)代人對“我是誰、我從何而來、我向何而去”的追問能力。從這個角度看，“廢都性”最鋒利的哲學內核，正在于它戳破了現(xiàn)代文明的虛假繁榮：所謂的“進步”，不過是用物質的豐裕掩蓋存在的荒蕪；所謂的“文明”，不過是在工具理性的主導下，一步步走向“存在之思”的消亡。</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若進一步引入埃利亞斯“文明化進程”理論，“廢都性”更可被視作文明轉型期的“精神綜合癥”，是傳統(tǒng)禮俗社會向法理社會過渡時，必然出現(xiàn)的“文明斷裂帶”?！稄U都》中的西京，不是一座孤立的“廢城”，而是整個東方農業(yè)文明向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轉型的縮影：城市里拔地而起的高樓與殘存的古城墻并存，西裝革履的商人與穿著對襟褂子的老西安擦肩而過，莊之蝶書房里的線裝書與桌上的大哥大形成荒誕的對照——這些細節(jié)都在訴說著“文明轉型的撕裂感”。莊之蝶書房里堆積的“未完成書稿”，更象征著文化權威的崩塌與價值體系的真空：當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tǒng)信仰瓦解，當知識分子從“社會良心”淪為“名利場玩家”，他們便成了“價值真空期的失語者”，只能在文字的堆砌中逃避對存在意義的追問。而唐婉兒、柳月等女性角色的命運，則折射出“情感市場化”的深度異化：在工具理性主導的都市里，女性的尊嚴、情感甚至身體，都被簡化為可交換的“商品”——唐婉兒為了擺脫婚姻困境依附莊之蝶，柳月為了改變命運周旋于不同男人之間，她們看似在主動選擇，實則是被“物化邏輯”推著走的犧牲品。這恰是齊格蒙特·鮑曼“液態(tài)現(xiàn)代性”的文學寫照：“現(xiàn)代社會的流動性，讓一切關系都變得短暫、功利，情感成了可以隨時丟棄的‘消費品’”。從這個維度再看“廢都性”，便會明白它不是西京獨有的病癥，而是所有文明轉型社會的共同陣痛——它揭示了現(xiàn)代性的核心悖論：我們用“文明化”的名義追求進步，卻在進步中失去了文明最珍貴的靈魂。</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若將“廢都性”置于世界文學坐標系，便能發(fā)現(xiàn)它與艾略特《荒原》的“現(xiàn)代性診斷”形成奇妙的東西方共振。兩部作品雖誕生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時代語境，卻共享著對現(xiàn)代文明的絕望洞察：《荒原》以“干旱的死海”“破碎的意象”隱喻西方工業(yè)文明的精神枯竭，《廢都》則以“游蕩的牛”“空洞的符號”象征東方農業(yè)文明的根性斷裂——前者是“基督教上帝死了”之后的信仰崩塌，后者是“鄉(xiāng)土中國瓦解”之后的傳統(tǒng)失落，卻同樣指向“現(xiàn)代性的精神荒原”。更深刻的是兩者救贖路徑的差異：艾略特在《荒原》結尾呼喚“向上帝懺悔”，試圖以宗教信仰重構破碎的精神秩序；而賈平凹在《廢都》中，卻將救贖的微光藏在那些看似無關緊要的“閑筆”里——莊之蝶偶爾想起的故鄉(xiāng)老屋、文中穿插的西安歷史傳說、牛老太太口中的“陰陽命理”，這些都是鄉(xiāng)土文明基因的“隱性傳承”。這種差異恰恰揭示了東西方現(xiàn)代性批判的文化基因：西方傾向于在宗教維度尋找救贖，東方則執(zhí)著于在傳統(tǒng)根脈中尋找出路，而“廢都性”的價值，正在于它為世界現(xiàn)代性批判提供了“東方樣本”——它證明，現(xiàn)代文明的困境并非西方獨有，而東方文明對“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平衡”的思考，也為人類破解現(xiàn)代性難題提供了另一種可能。</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更具超越性的是，“廢都性”的理論張力并未止步于文本或特定時代，反而能自然延伸至數(shù)字時代，成為解讀當下人類困境的“新工具”。當年《廢都》中用“□□□”象征的語言貧瘠與意義空缺，在今天已演變?yōu)椤靶畔⒗O房”帶來的認知空洞——算法推薦制造的“回聲室效應”，讓人們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信息，只聽到自己認同的聲音，比文字審查更隱蔽地侵蝕著思想的多樣性；而那頭“帶著鄉(xiāng)土基因闖入都市、卻在鋼筋水泥間茫然無措”的牛，其“雙向失重”的命運，也進化為現(xiàn)代人“線上身份與線下存在的撕裂”：年輕人在社交媒體上塑造“完美人設”，曬出精心修飾的生活片段，卻在現(xiàn)實中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獨與迷茫；我們看似擁有“無限連接”的便利，卻陷入了更深的“精神隔絕”——這便是“數(shù)字廢都性”的新形態(tài)。《廢都》出版三十余年后，“廢都性”不僅沒有過時，反而因數(shù)字時代的到來更具現(xiàn)實意義：它像一面預言鏡，提前照見了現(xiàn)代文明“病癥升級”的軌跡，也讓我們更清醒地意識到，賈平凹當年對“精神根脈”的堅守，在今天愈發(fā)珍貴。</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真正超越經典的評論，不應止于批判，更要在絕望中找到希望——這恰是“廢都性”理論最易被忽視的維度，也是《廢都》作為經典作品的深層價值所在。賈平凹在《廢都》結尾，并未將“廢都性”寫成不可逆轉的絕癥：當莊之蝶因“清醒沉淪”走向瘋癲、最終消失在西京的街頭時，文中仍保留著幾處溫暖的“微光”——他偶爾想起的故鄉(xiāng)老屋，窗臺上那盆沒來得及枯萎的蘭草；文中穿插的“西京掌故”，老西安人嘴里代代相傳的歷史傳說；甚至是牛老太太看似迷信的“陰陽之說”，背后也藏著對“自然秩序”的敬畏。這些細節(jié)不是無關緊要的閑筆，而是賈平凹為“廢都性”留下的“救贖出口”——它們證明，即便在精神荒蕪的“廢都”，傳統(tǒng)文明的基因仍在蟄伏，人類對“存在之思”的追問仍未消亡。正如海德格爾所言，“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的前提，是“重新喚起對存在的思考”——“廢都性”的價值，不僅在于揭露現(xiàn)代文明的困境，更在于它提醒我們：現(xiàn)代文明不必是“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二元對立”，我們完全可以在“廢都性”中尋找平衡——在追求物質進步的同時，保留鄉(xiāng)土文明對“自然”的敬畏之心；在擁抱數(shù)字便利的同時，堅守語言作為“存在之思”的本真價值；在適應社會流動性的同時，守護情感關系的“真誠與長久”。從這個意義上看，《廢都》不是一部讓人陷入絕望的“批判之書”，而是一部喚醒人思考的“救贖之書”——它以“廢都性”為鏡，讓我們看清現(xiàn)代性的陷阱，也讓我們找到走出陷阱的方向。</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當我們不再將“廢都性”視為《廢都》的文本標簽，而是將其作為解讀人類現(xiàn)代文明的“存在論鑰匙”，這部評論便超越了文學批評的邊界，成為一部微型的“現(xiàn)代性哲學反思錄”。它的價值不在于“解讀一本書”，而在于“通過一本書，叩問整個人類的存在困境”——它讓《廢都》從“中國當代文學經典”躍升為“世界現(xiàn)代性批判的重要文本”，也讓“廢都性”從“文本解讀工具”成為“人類精神自救的思想資源”。這種能跨越文化、穿越時代、照亮人類共通困境的特質，正是超越“大師級”的核心：它不再是“評論經典”，而是與經典共生，甚至反過來定義“經典的本質”——因為它最終回答的，是每個現(xiàn)代人都必須面對的終極問題：在這個被“廢都性”籠罩的世界里，我們如何守住存在的本真，如何詩意地棲居？</p><p class="ql-block"><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