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六龍位于大方縣的東邊，距縣城十二公里，早些年是區(qū)，撤并建后屬于鎮(zhèn)，那里是我的家鄉(xiāng)。六龍不僅是我的出生地，我在這里度過了難忘的青蔥歲月，留下了許多難忘的回憶。1963年，我開始在六龍小學讀一年級，小學畢業(yè)后，六龍區(qū)創(chuàng)辦初中，后來又辦了高中。1970年，我開始步入初級中學階段，在念完初中后，按照學區(qū)的劃分要求，考試合格后，通常將原六龍，百納，沙廠三個區(qū)的學生統(tǒng)一歸到百納中學讀高中。當時正是文革期間，人們不重視讀書學習，在經(jīng)過教育局在大方縣城組織的中考后，在百納中學的招生名單上我的名字赫然在列。一般來說，一個班的學生并不是都能全部考取高中并到百納中學讀書，那些沒有收到錄取通知書的學生，有的回鄉(xiāng)勞動，剩下的想繼續(xù)讀書的則全部收到六龍中學的高中班。</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2px;">史無前例的文革中發(fā)萌讀書</b></p><p class="ql-block">文化大革命帶來的影響是災(zāi)難性的，在那個年代，生產(chǎn)倒退，經(jīng)濟停滯不前，生活困難。文革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教育首當其沖，學生學習成績嚴重下降，學業(yè)荒廢，高中生僅有初中水平，那些靠推薦的工農(nóng)兵學員進校的學習水平連初中水平也達不到。教育的倒退和落后，導(dǎo)致中國科技文化水平落后了世界整整二十年。我們都知道“老三屆”這個名詞，指1966~1968年在校的初高中學生。他們是中國最為獨特的一代，這三屆學生受文革的影響較小，學習基礎(chǔ)比較扎實，是文革時期文化知識水平的一道標桿。另一方面，這一代人正值青春年少和思想活躍時期，不少人對文革的參與造成了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因而毀譽參半。</p><p class="ql-block">我們這一代人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然而步入小學的殿堂即遭遇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可謂生不逢時。</p><p class="ql-block">那個時候，讀書無用論盛行，輕視學習，不把讀書當回事，進學校就是去玩，混日子。不僅如此，一些學生還效仿紅衛(wèi)兵揪斗雷永鎮(zhèn)校長，但在校長面前，這些學生理屈詞窮，只好不了了之。小學期間，讀書就像南郭先生，沒有把知識學到手。對我而言，語文不懂拼音，算術(shù)不會珠算，是帶給我人生的最大缺憾。</p><p class="ql-block">上一年級的時候，我媽媽將她下鄉(xiāng)用的一個包給我當書包，這個包用布料制成，淡黃色，包的下端兩角墜有細線飄帶，是一個帶有女性特征的包。上學的第一天，陽光明媚，我的心情很激動，我媽帶我到學校并把我交給老師，班主任是姓林的女老師，她是畢節(jié)師范到六龍實習的學生，去實習的學生比較多，林老師上課的時候，教室里的后面還坐著兩個實習老師。這位林老師長得漂亮，課也上得好。階級斗爭是彼時的主弦律，課文內(nèi)容是“十粒米，一條命”，說的是貧下中農(nóng)為了十粒米被地主打死。林老師上完課，悲痛的眼淚掛滿了眼角，我們也深受教育。這些實習老師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之后，張開琴，徐振德，醫(yī)明珍，譚榮壽都教過我們。后來，覺得女式的書包不適合我，我媽才重新給我買了新的書包。在此之后，我家居住的譚家祠堂距學校僅幾分鐘的路，通常是聽到鐘聲后才去上學。</p><p class="ql-block">讀小學時年紀小，至今我數(shù)不清都有哪些個同學。印象深刻的是劉建華和孔德林，劉建華因為和我同桌，孔德林的小名叫小百松，是我的好朋友。有一天還沒上完課，他就帶著我逃學，不為別的，帶我去鳧水。他將我?guī)У矫欣詈鷣砑覟碁车牡胤?，那是一個沿小河修建的水溏，主要接納游泳的小孩或大人。再到了后來，人們又在小河下游的洗步橋位置重新修了一個更寬大的水溏。那些日子，大人們通常不曉得孩子有這些玩處，認為我們是在上學。</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2px;">懵懵懂懂的初中生</b></p><p class="ql-block">文化革命開始后，根據(jù)毛主席教育要縮短的指示，實行九年一貫制教育。即小學五年，初中兩年，高中兩年。早些年，六龍沒有中學，小學畢業(yè)后通常需到縣城或百納等地上中學。1969年，縣里撤消馬廠壩中學并將之與六龍小學合并成六龍中學（含小學），繼六龍1908年創(chuàng)辦新學，六龍這個地方于文革時期破天荒第一次有了中學，主要是貫徹執(zhí)行毛主席教育要普及的指示。六龍中學是在六龍小學基礎(chǔ)上擴建，在校園內(nèi)撤除萬壽宮，原江西會館改建的老教室，重新修建了兩棟共計六間教室的中學基礎(chǔ)設(shè)施。負責組織施工的是徐鼎昌和宋盛名老師，由他們負責購買磚瓦和木料，大方的建工隊承建。為節(jié)約成本，還組織學生到十余公里之外的燕坪公社的巖背后去運輸坊子或板子。即將小學畢業(yè)的我們參加并承擔了這一任務(wù)，六龍即將擁有自己的中學，我們心里面很高興。</p><p class="ql-block">在校領(lǐng)導(dǎo)和師生的努力下，兩棟教學樓拔地而起，六龍中學應(yīng)運而生。這兩棟教室清一色的磚木結(jié)構(gòu)，現(xiàn)代的玻璃窗戶，時尚又氣派，不僅如此，依靠國防軍工六龍曙光動力站（六龍電站）的優(yōu)勢，安裝了明亮的電燈，教空里還裝上了廣播喇叭，樓上電燈電話，似乎共產(chǎn)主義已經(jīng)離我們不遠。在落后的那個年代個，孫懷義老師將六龍的用電優(yōu)勢形容并比喻叫做“農(nóng)村包圍城市。”</p><p class="ql-block">教育是百年大計，師資是關(guān)鍵。賀安慶，王宗周，黃毓合，仁廷芬，李瓊等原馬廠壩中學的老師遷到六龍中學。雷永鎮(zhèn)任校長，賀安慶任黨支部書記。除此之外，將劉揚忠，姚龍華，吳維連等大學畢業(yè)生分到六龍中學任教。劉揚忠恢復(fù)高考后考取研究生，后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唐詩宋詞研究所的所長。</p><p class="ql-block">為充實師資力量，將原小學的王偉忠，孫懷義，宗開顏，徐鼎昌等調(diào)到中學部。還招收了一批如宴家盛，張思誠，王正秀，王淑芬等老三屆的學生在中學擔任代課老師。在過去的年代，就業(yè)機會少得可憐，能擔任代課老師，民辦教師已經(jīng)很不得了，這批老三屆也在時代的進步中找到了機會而改寫了自己的人生。</p><p class="ql-block">在不知不覺和懵懂中，在激蕩的文革爭斗聲中，1970年的我成了六龍中學初中部的一名學生。我們是六龍中學初中的第二期生，年級共三個班，我們這個班第一年叫做初一（3）排，第二年又改稱初二（3）班。張思誠教語文，吳維連教數(shù)學，李瓊教物理，黃毓合教化學。不知是何原因，張思誠和黃毓合老師先后調(diào)走，由年青的王正秀老師擔任我們班的班主任兼化學科老師。她不僅是一位年青漂亮女性，也是我終生不忘的好老師。我們這個班畢業(yè)后，我重讀了一年初二，因而同他們比較，我多讀了一年的初二。在我重讀的一年中，也是我進步最快，積淀更深，受益匪淺的一年。這一年宴家盛擔任物理老師，他的課生動形象，比喻直觀，循循善誘。不知為何，那個年代我便有此愛好及偏科，宴老師的教導(dǎo)為我奠定了基礎(chǔ)，宴家盛以及后來上高中期間接觸的大方一中的彭世龍老師我尤其敬佩。以至于1978年高考中，我的物理分得了六龍片區(qū)第一名；我父親善書法，并引導(dǎo)我學習書法，我的書法在班上受到了宗開顏老師的夸贊，可惜這并沒有成為我的愛好而堅守；孫懷義代過宴家盛的課，他不是來上課，而是來和同學們吹牛。教學泛泛而過，而是憑三寸不爛之舌耗盡課時，同你擺一些與一些與專業(yè)有關(guān)，或無關(guān)的龍門陣，讓你覺得有意思，把你哄得開心快樂。這就是孫懷義老師長處。</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2px;">青蔥軼事</b></p><p class="ql-block">走進六龍中學的殿堂，我只有十三歲，兩年畢業(yè)，十五歲，加上重讀初二的一年，還未走進十六歲。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這批人，經(jīng)歷了三年經(jīng)濟困難的年代，營養(yǎng)不良，發(fā)育遲緩，也是傳統(tǒng)文化影響最深的人。十三歲的時候，情竇未開，仿佛對情感方面缺少認知，懵懵懂懂的，缺少敏感度，因而對于班上的女生沒有興趣，而且是基于社會環(huán)境和自己保守的性格。</p><p class="ql-block">我們班約40多人，班長是梅世芬，李文棟是學習委員，盧玉田是勞動委員，我們這個班除徐和平，宋光林，張道芬，高應(yīng)珍和我屬于職工家庭處，幾乎都是農(nóng)村子弟。農(nóng)村人樸實善良，他們的子弟十分勤奮和努力。我們班的班干組成，乃班上的真實寫照，反映了那個年代的現(xiàn)狀，他們是追求進步的時代青年，我則是一個不懂事的混混。那個時候，人與人之間不善勾通言辭，學習委員就是負責收本子發(fā)作業(yè)，勞動委員則帶領(lǐng)大家打掃衛(wèi)生，或做什么勞動。他們沒什么說教，激昂的說辭，更多的是以身作則和默默無聞。</p><p class="ql-block">我們班的人主要來自街道，六龍電站，國營馬干山牧墾場，更多的是來自各個公社。街道上的學生自然不消說，那些遠處的學生為讀書必須天亮五更出門，對于這些艱苦的求學經(jīng)歷，當代人無法體會，只有我們50后知道個中的艱辛。詩曰：“一出城東觀六龍，五鳳吹簫下九重，母雞山是點兵官，對面觀音拜紫童?！痹娭刑岬降膹目h城到六龍途中經(jīng)過的便是今五鳳巖。五鳳在我們班不僅人多，而且比較出眾。他們這群五鳳的學生，通常每天要往返至少4公里以上的路程，風里來，雨里去，單獨往返，或結(jié)伴而行。梅世芬既是有影響力的班長，雨季背上一個斗笠，很像電影《紅色娘子軍》中的女連長，我們則把盧玉田稱為黨代表的洪常青。這就是那個年代的想像力。</p><p class="ql-block">沒有性哪有愛。我競對此一無所知，但并不代表班上的人沒有談戀愛。這主要是花開自然香，陸續(xù)有先后。記憶猶新的是彭基文，他的小名叫小富有，有點口吃，他與我同桌，交往甚密，很多時候放學和他打豬草和放牛，和他在一起主要是為了去騎牛。一次在牛背上狂奔，我跌落在牛頭上，差一點報廢一只眼睛，至此再也不敢去騎他的牛。他最心儀的人是班上的楊世鳳。只要你問他哪個女生長得好，他會說出三個字，楊世鳳。他在和你擺談時，總是面露口沫和津津樂道，在形容楊世鳳時總是驚嘆一句“幺，好生得好！”班上含苞待放的有諸如吳守鳳，陳鳳瓊等，徐和平是東北人，他的父親是空軍駐六龍電站的軍代表，徐和平身材高大，東北人的性格，性情直爽，不合心的事總是罵一句媽的逼，南方人總覺得北方人很多方面不友好，實際上這是地域和文化的差異，東北人不僅身材健美，同樣心善。</p><p class="ql-block">那個年代談戀愛是禁止的，一般是私底下悄悄的來往。吳守鳳的對象是其它班的，但沒有結(jié)果。陳鳳瓊小伙子漂亮，引起了班上胡天國的注意，但最終也未成。胡天國因家庭貧困原因綴學，后在黔南都勻消防隊服役并擔任大隊長。在了解他們的這段愛情故事后，我才回憶起他的模樣。征得陳鳳瓊同意，我寫了一篇《艱難的重逢》的文章，目的不是欲火重燃，而是祭奠這場火紅的青春。人生聚散離合，隔壁二班的盧玉章仍然在都勻消防隊服役，胡天國是大隊長，而盧玉章只是一個中隊長，反觀在校期間的風頭，盧玉章作為班長蓋過了胡天國。</p><p class="ql-block">李文棟和盧玉田是初中時代比較崇拜的對象，不僅因為他們是班干，主要是他們是那種又紅又專的先進人物，兩人均有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人生。盧玉田沒有讀高中，而是在那個時代背景下逐浪，放過電演，進過宣傳隊，一付積極分子的形象。我還看到在劉揚忠老師的夫人鄭丹女士編排，由盧玉田等表演的盧箏舞。他的政治面目讓我覺得盧玉田必有出息。人各有志，命有不同，最后終因改革開放和恢復(fù)高考，1977年與李文棟一道雙雙考入大方師范學校，從事教育事業(yè)奉獻終生。李文棟，盧玉田分別于六龍鎮(zhèn)中心校校長，五鳳小學校長職上退休。來自馬干山的張道芬，高應(yīng)珍皆是小不點，我的心靈上曾留下被他們期負的記錄。后來我才知道，女生醒世比男人早。兩人畢業(yè)后均在馬干山知青隊當知青，后轉(zhuǎn)為牧墾場的干部職工。2005年，應(yīng)李顯忠場長之邀，參加馬干山三十年知青會，才見到了久別的高應(yīng)珍。見面的那一刻，我?guī)缀跽J不得了高應(yīng)珍。讓他深感意外的是，我長了那么高，早已不是當年的模樣。</p><p class="ql-block">年少的我靦腆害羞，不善言辭。課堂上王正秀老師說他用測量望遠鏡在千米之外看見我在學校里打乒乓球，心里面既神奇，也害羞的低下頭。</p><p class="ql-block">年少就是好動，在徐鼎昌，孫懷義的倡導(dǎo)下，學校里組織運動隊，我還參加了由他們各自組織的運動隊。初中時代，我喜歡籃球和乒乓球運動，許多人都說我的乒乓球打得還行。我不僅代表學校比過賽，還到馬干山參加友誼賽結(jié)識張世軍，后來在大方一中高中和他成了同窗。印象深刻的還有王良美同學，不知道的人會誤以為他是女生。文革時期打倒劉少奇，王光美是他的夫人。張道芬，高應(yīng)珍給王良美起了一個外號叫他“王光美”。他的特點是學習成績好，可惜早婚與高考失之交臂。</p><p class="ql-block">過去的年代生活十分困難，作為職工家庭，我們的生活比一般的民眾好一些。最大的優(yōu)勢是利用父親在糧管所工作的條件，買些米糠，麥麩喂豬，我們兄弟姐妹主要是田間地頭打豬草，一年辛苦下來，至少可養(yǎng)一頭豬，主要是豐富了我們的生活。與之相比，教師的生活仍然很清貧。一次，我們在家里偷偷取了一點油肉在教室里搞燒烤，冷不防幾個老師竄了進來，我們趕緊將豬肉往桌廂里藏，害怕受到老師的批評。聞到誘人的香味，幾個老師口水直流，脫去師長的威嚴飽口福大干一場，還對我有大加贊賞。這就是那個年代的偶遇和真實的生活。</p> <p class="ql-block">與我同時代的玩得較好的還有徐永忠，高克林，章澤榮等發(fā)小。那時讀書比較混亂，一會兒在一起，一會兒又不在一個班，他們是一個年級的校友。高克林，徐永忠較我稍長，從那個時候興趣相投，坦誠相待，成了永遠的朋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些人相互影響，有幫助，有時也有反作用，然而不論成功失敗，這是人的緣分，不能怪誰，是命中注定的。章澤榮較我小，矮一級，他的父親是糧管所的所長，因為這個原因，我們成了好朋友。我們一起學習照相，一起做臨工，甚至是高考之前在一起復(fù)習準備迎接考試。這種友誼對我們的未來是十分有益的。他晚一年上山下鄉(xiāng)到白巖公社，1978年與我同年考取大學，他在昆明工學院學地質(zhì)探礦，而我則學農(nóng)，他畢業(yè)后分配到遼寧，在大連退休。</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2px;">人生聚散無常</b></p><p class="ql-block">2012年，六龍中學72屆初二（3）組織了畢業(yè)40周年同學聚會。我們這個班級的同學除街道上的，六龍電站，馬干山牧墾場外，主要來自于各個公社，由于基層學校的原因，我們班級后來出人頭地的人很少。為紀念這場相遇，決定組織40周年同學聚會。李文棟利用家鄉(xiāng)從教的有利條件，通知了全體同學，本地的同學好辦，可離散外地的同學就犯了難。徐和平同學便是最難聯(lián)系和找到的一位。初中畢業(yè)后，徐同學跟隨結(jié)束軍代表任期的父親返回云南曲靖，在那個運動此起彼伏，前途渺茫的年代，同我們一樣，他響應(yīng)號召上山下鄉(xiāng)，返城后在當?shù)鼐蜆I(yè)。那個年代人們對友誼的理解并不像現(xiàn)在這樣成熟，同學之間如果沒有魂牽夢繞的觸碰，離開之際一般不會有臨別贈言或聯(lián)系方式。而且當時的信息聯(lián)絡(luò)十分落后，更沒有手機。因此數(shù)十年后如何找人。</p><p class="ql-block">徐同學雖然說沒有參加40周年同學聚會，但有緣人相見肯定是會有機會。六龍是豆制品之鄉(xiāng)，豆干遠近聞名。在信息流和物流發(fā)達的今天，讓六龍豆干走向全國，走進云南曲靖。通過這種方式，最終聯(lián)系上同學。徐同學專程回第二故鄉(xiāng)與同學見面，同學們也對曲靖進行了回訪。不僅如此，徐同學參加了50周年同學聚會。</p><p class="ql-block">令人遺憾的是來自農(nóng)村的徐堂軍同學未能參加50周年的同學聚會。他曾數(shù)度提出聚會的申請，并希望我們?nèi)ニ覕⑴f。在此之前，他因病離開了這個世界。聞此消息，我專門撰寫《一次沒有等來的同學聚會》的文章懷念這位重情重義的同學。</p><p class="ql-block">如今的光陰逝去，青春歲月變成了回憶。一輩子真的很短，短得來不及細算和品味。不知不覺中丟掉了童年，悄無聲息中沒了青春?？傄詾樽约哼€年輕，卻忽略了歲月的腳步和無情。當身邊的一道道風景變成了回憶，才忽然間發(fā)現(xiàn)，風景依然在，人已非少年。如今才忽然間發(fā)現(xiàn)，年少到現(xiàn)在不過是一瞬間的事情。我如夢初醒，昔日已成為過往，我曾經(jīng)執(zhí)著很久的東西，那些如癡的夢想，不過一場虛幻的執(zhí)念罷了。人生的路似乎很長，卻又很短。試想一下，如果做不到驚艷誰的人生，那就試著溫柔自己的所剩時光罷了。</p><p class="ql-block">親愛的同學，我懷念過去的時光，珍惜我們的友誼。</p><p class="ql-block"> 2025.7.31記于蘭苑花園</p> <p class="ql-block"><i style="font-size:15px;">作者檔案：陳宗屏，彝族，貴州大方（六龍）人，1957年生，1975年畢業(yè)于大方一中，同年上山下鄉(xiāng)，經(jīng)歷過知青生活，恢復(fù)高考于1978年招生考入貴州農(nóng)學院，從事農(nóng)業(yè)科技工作，1989~1991年納雍縣扶貧，畢節(jié)試驗區(qū)建設(shè)的先行者。愛好文史，貴州省先進農(nóng)業(yè)工作者，畢節(jié)地區(qū)科技興農(nóng)先進工作者，貴州省煙草學會會員，畢節(jié)市老科技協(xié)會會員，獲省地科技進步獎多項，發(fā)表論文多篇，《大方文藝》《大方報》等發(fā)表作品，出版《這幫六龍人》合著；與人合編《六龍那些事》于2024國慶出版</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