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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王福建“延長縣‘中山林’石刻題寫者考證”的觀點

碧海藍天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最近讀了王福建同志的“延長縣‘中山林’石刻題寫者考證”一文，不禁思緒如潮、憂心忡忡、感慨萬千。文中提到的“中山林”位于延長縣縣委、縣政府大門對面不足一公里之處的翠屏山（南山）山麓，延河從其腳下流過。蒼勁有力的石刻，向過往的人們訴說著極不平凡的崢嶸歲月。石刻是一副對聯(lián)，其文為：<b style="font-size:20px;">青山不老人如在，紅樹皆因血染成。</b><span style="font-size:20px;">橫批：</span><b style="font-size:20px;">革命先河</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其上刻楷體大字：</span><b style="font-size:22px;">中山林</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左上方豎刻：</span><b style="font-size:15px;">知事王慶圖題</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右下方刻：</span><b style="font-size:15px;">經(jīng)理：朱釗、王允中、董彩</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右上方豎刻：</span><b style="font-size:15px;">民國十六年</b></p><p class="ql-block"> 看了?王福建同志的文章，走在石刻腳下，感覺到不是釋然，而是迷惘、是愧疚、是感慨。感慨作者用考古的鉆研敬業(yè)精神，通過現(xiàn)代化的各種影像辨析手段辨明了是知事王慶圖，而不是以前認為的王慶固或王慶國，而且找到了他的老家，知道了他留學日本的經(jīng)歷，擅長書畫的能力。根據(jù)這些“”強有力”的證據(jù)，就確認是這個國民黨知事所為。</p><p class="ql-block"> 事實果真如此嗎？不然。首先以前的各種文獻上都記載的是朱幼康題寫，難道以前撰寫黨史、地方志的同志都那么無能或者是不負責任嗎？我看未必。再則王同志考證的王慶圖，1969年去世，經(jīng)歷過太平盛世，他也沒有在任何地方、任何記載里提過此事。</p><p class="ql-block">其三，石刻中的董彩（董耀卿）是和朱幼康是同一年、同一批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巧合的是董彩同志也是1969年去世，而且做過中共綏德地委宣傳部長、地委副書記，陜西省政協(xié)委員，寫黨史的同志不可能不去問曾經(jīng)的當事人吧！ 王福建同志曾經(jīng)找我談過此事，問我有沒有什么證據(jù)或記錄的東西，因為朱幼康是我的外爺，看從家庭和血緣關(guān)系的親戚那里有沒有留下什么珍貴的東西佐證，很可惜我手里什么都沒有，只有一封外爺寫給親家李樹蕃的信（我的表哥是李樹蕃的侄兒，他在整理李樹蕃的遺物時發(fā)現(xiàn)了這封信，也是朱幼康留給后代的唯一的親筆信），對題寫者是誰？刻石者是誰？是朱幼康題寫或代王知事題寫，還是作者考證認為的王慶圖親自題寫都沒有直接的證據(jù)，妄下定論太過輕率、實屬不妥。至于為什么朱幼康沒有留下他革命活動的手稿或證據(jù)，我們必須回到那個血雨腥風的年代，而不能用我們現(xiàn)在的思維去臆想，干什么都必須有儀式，都必須有記錄，都必須留痕，我們必須明白，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拍馬溜須、不是走過場，那是要見血的，是要“掉腦袋”的！革命的活動是地下的，是隱蔽的，是不留痕跡的。</p><p class="ql-block"> ?讓人最感慨的是作者作為縣委宣傳戰(zhàn)線的“筆桿子”，脫離了當時的環(huán)境和現(xiàn)實情況，把這個事情本身的意義輕描淡寫，而把考證誰題寫看的尤為重要。石刻是民國十六年，也就是1927年，根據(jù)對聯(lián)“紅樹”一詞和當?shù)刂矘鋾r間，確定是在深秋季節(jié)，1927年是國共徹底破裂的時間節(jié)點，標志性事件是“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蔣介石背叛孫中山的“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nóng)工”三大政策，公開分裂，大肆屠殺共產(chǎn)黨員，對內(nèi)實行“清黨”，對外掘地三尺，企圖一舉消滅中國共產(chǎn)黨，經(jīng)過這一事件，全國的共產(chǎn)黨員人數(shù)由6萬人下降到1萬人，而且被迫轉(zhuǎn)入地下工作。石刻上的朱釗、董彩都是1927年春季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王允中不詳，王福建在考證文中也未提到），這個時間段正是白色恐怖的時代。大革命遭受空前挫折，緊張、血腥、恐怖籠罩著中華大地，為了提振人民群眾革命的信心和勇氣，也為了團結(jié)國民黨內(nèi)部的左派，在共產(chǎn)黨組織的運作下，發(fā)起此項活動，<b>活動的目的不是“造林”，而是“革命”</b>，是繼承孫中山先生未盡的革命事業(yè)，更是剛剛從失敗的陰霾中重新站起來，開始的“農(nóng)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quán)”的轟轟烈烈的共產(chǎn)黨的革命！</p><p class="ql-block"> 顯目的石刻，讓過路的人們看到中國共產(chǎn)黨在延長縣這塊土地上如火的革命激情和蓬勃的革命運動，猶如翠屏山上的不老的樹林生生不息。</p><p class="ql-block"> 這一活動的推動者一定是中國共產(chǎn)黨，從王福建的記述看，王慶圖是一個知民情、辦實事的國民黨的知事，他擁護孫中山，但不可能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信仰去用生命冒險，而讓人感慨的是作為石刻“最有權(quán)威”的考證者—王福建同志盡然把石刻的內(nèi)容都搞錯了，<b>把“青山不老人如在”，寫成“青山未老人如在”，</b>王福建同志對文字研究頗深，不可能不知道“不”和“未”的區(qū)別吧！如果是無意，那也未免有點說不過去，區(qū)區(qū)一副對聯(lián)才有幾個字，對一個搞考證工作的專業(yè)人士來說能如此疏忽大意？能如此不負責任？反正我不信。如果是有意，我在這里不禁要問“居心何在”？！最近一次的石刻維護中把“朱釗”涂成“朱劍”，這樣明顯的錯誤，站在河濱廊道都能看見，想必王同志的高清設(shè)備不可能看不見吧！何況是搞宣傳工作的領(lǐng)導，也未見他有什么反應(yīng)。</p><p class="ql-block"> 其實，?“中山林”石刻書法和藝術(shù)價值并不是其重點，也不會引起多大的轟動，他最大的價值就是高舉革命事業(yè)的旗幟，傳播中國共產(chǎn)黨理想，號召全民族團結(jié)起來推翻腐朽的統(tǒng)治，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獨立的新中國，他彰顯的是共產(chǎn)黨員的赤誠和忠心，是大無畏的勇氣，是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是一往無前的膽略和氣魄，在這一點上，朱釗（朱幼康）做到了，他領(lǐng)導和發(fā)展了延長縣的革命事業(yè)，用生命踐行了“把牢底坐穿”！用犧牲維護了對共產(chǎn)黨的忠誠—誓死不渝、保守秘密、永未叛黨！</p><p class="ql-block"> ?“中山林”石刻究竟是誰親筆題寫的，說不清也不重要，甚至無需知道，正如考古大家馬未都先生所說：“歷史也許本無真相，但卻殘存一個道理”。而翠屏山“中山林”石刻就彰顯了這個道理，那就是踐行了石刻上“誓言”的一群中國共產(chǎn)黨員，他們冒著生命危險，用意志和勇氣去追求信仰，而把個人利益和安危置之不顧。淡泊名利、追求真理，就連他去世后的陵前紀念碑也是這樣記載的：“延長名士朱幼康碑銘”！</p> <p class="ql-block">朱幼康在獄中寫給李樹蕃的信</p> <p class="ql-block">朱幼康在獄中寫給李樹蕃的信</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