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左拉 總統(tǒng)閣下：<br data-filtered="filtered"> ……<br data-filtered="filtered"> 德雷福斯事件就是陸軍事件：參謀部的一名軍官被同僚告發(fā)，在主管的壓力下被判刑。<font color="#333333">我一再地說，他若沉冤得雪，參謀部全體官員便必須認罪。因此，陸軍運用了任何想象得到的方法——在新聞上運作、聲明與暗示及各種有用的方法——袒護埃斯特哈齊，以便再判德雷福斯有</font>罪。共和政府應當帶把掃帚到耶穌會的巢穴掃個干凈!什么地方可找到剛強、明智又愛國且具有足夠膽量徹底改革整個制度、從頭再開始的內閣?我知道不少人只要想到戰(zhàn)爭便不寒而栗，因為他們知道國防是由怎樣的一批人操縱的一座神圣的教堂現(xiàn)在已變成了卑鄙陰險、散布謠言、背后中傷者的狡窟，而這就是決定我們國家命運的地方!人們從德雷福斯事件中那個人的犧牲看到了那恐怖的情景。對，一個不幸、“卑鄙的猶太人”犧牲了。對，幾名軍官運用了一連串瘋狂、愚蠢、放縱的想象力、鄙劣的警察手段、審判官式與暴君式的手腕，卻沒有受到處分!他們用靴子踐踏國家，<font color="#333333">以國家利益為借口，將</font>國家要求真理及正義的呼聲塞入它的喉嚨。<br data-filtered="filtered"> 我控訴帕蒂上校，因為他是司法誤審中不知不覺地的兇暴主角，他更運用極荒謬與應受譴責的詭計，掩蓋他過去三年的惡行。<br data-filtered="filtered"> 我控訴梅西耶將軍，因為他是本世紀最不公平行動之一的同謀，但其所為至少出自其脆弱的心志。<br data-filtered="filtered"> 我控訴比約將軍，他手上握有表明德雷福斯清白的不可否認的證據，卻將它隱藏。為了政治目的，他犯下這起違反公義、違反人道的罪行。他這樣做是為了挽回已受連累的參謀部的面子。<br data-filtered="filtered"> 我控訴布瓦代弗爾及貢斯將軍，他們是同一起罪行的同謀，其中一位無疑是出自強烈的神職信念，另一位可能是出于使陸軍部成為不可攻擊的至圣之所的團隊精神。<br data-filtered="filtered"> 我控訴佩利厄將軍和哈法義少校，他們指揮了一項低劣的調查。我指的是該項調查是絕對一面倒的，而哈法義所寫的報告是天真、無恥的不朽之作。<br data-filtered="filtered"> 我控訴三名筆跡專家，即貝洛姆、瓦里那與庫阿，他們呈交了虛假的報告——除非醫(yī)療報告顯示他們的視力和判斷力有問題。<div> 我控訴陸軍部在新聞界主導了一項可憎的運動，尤其在《閃電報》與《巴黎回響》，以隱瞞自己的錯誤，誤導公眾意見。<br data-filtered="filtered"> 最后，我控訴第一次軍事法庭，它違反法律，只依據一份目前仍為秘密的文件，即宣判被告有罪。我控訴第二次軍事法庭，它奉命掩飾第一次軍事法庭的不法行為，后來自己卻明知故犯，判一個有罪的人無罪。<br data-filtered="filtered"></div> 在提出這些控訴時，我完全明白我的行動必須受1881年7月29日頒布的有關新聞傳布條例第三十及三十一條的監(jiān)督。依據這些條例，誹謗是一項違法行為，我故意使我自己置身在這些法律下。<br data-filtered="filtered"> 至于我控訴的人，我并不認識他們，我從未見過他們，和他們沒有恩怨或仇恨。對我來說，他們只是一種實體，只是社會胡作非為的化身。我在此采取的行動只不過是一種革命性的方法，用以催促真理和正義的顯露。<br data-filtered="filtered"> 我只有一個目的：以人類的名義讓陽光普照在飽受折磨的人身上，人們有權享有幸福。我的激烈抗議只是從我靈魂中發(fā)出的吶喊，若膽敢傳喚我上法庭，讓他們這樣做吧，讓審訊在光天化日下舉行!<br data-filtered="filtered"> 我在等待。<br data-filtered="filtered"> 左拉<br data-filtered="filtered"> 1898年1月13日<br data-filtered="filtered"> 左拉（1840—1902），法國作家，自然主義創(chuàng)始人。全名愛彌爾·左拉（Emile Zola）。少年時家境貧寒。中學畢業(yè)后做過打包工人和記者。1872年成為職業(yè)作家，以場景壯闊，氣魄宏大，文體粗獷遒勁，喜作夸張描寫和大量的細節(jié)描寫著稱。左拉是自然主義文學流派的領袖。19世紀后半期法國重要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作家，自然主義文學理論的主要倡導者，但是他的優(yōu)秀作品往往突破了他的自然主義框架，而成為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被視為19世紀批判現(xiàn)實主義文學遺產的組成部分。一生寫成數(shù)十部長篇小說，《萌芽》(1885)是左拉的代表作，小說以煤礦工人罷工為背景，描寫了礦工的悲慘生活。 左拉 - 流亡事件<br>1894年法國陸軍上尉，猶太人德雷福斯被法國軍事法庭以泄密罪判處終身流放。1896年，有關情報機關查出一名德國間諜與此案有涉，得出德雷福斯無罪的結論。但是戰(zhàn)爭部及軍事法庭不但無意糾錯，而且極力掩蓋事實真相，調離該情報機關負責人，公然判處真正泄密的德國間諜無罪。為此，著名作家左拉挺身而出，接連發(fā)表《告青年書》、《告法國書》直至致總統(tǒng)的公開信，即有名的《我控訴》，由此引發(fā)整個法國爭取社會公正的運動。軍方以“誣陷罪”起訴左拉，接著判一年徒刑和3000法郎的罰金。左拉被迫流亡英國，一年后返回法國。繼續(xù)與軍方斗爭。直到1906年，即左拉逝世四年后，蒙冤長達12年的德雷福斯才獲正式昭雪。<br><br>事件評價：左拉受到法國乃至全世界的贊譽是理所然的。因為他是如此不遺余力地為一個與自己毫無瓜葛，同整個軍隊和國家相比實在渺小不足道的人說話，維護他的權利、名譽與尊嚴；因為他敢于以一己的力量向一個擁有強大威權的陰謀集團挑戰(zhàn)，而正是這個集團，利用現(xiàn)存的制度，糾集形形色色的邪惡勢力，極力扼殺共和主義、社會正義和自由理想；還因為他不惜以拋棄已有的榮譽和安逸的生活為代價，不怕走上法庭，不怕圍攻，不怕監(jiān)禁和流放，而把這場勢力懸殊的壯舉堅持到最后一息。為維護法蘭西精神而反對法蘭西，這是不同尋常的。馬克?吐溫寫道：“一些教會和軍事法庭多由懦夫、偽君子和趨炎附勢之徒所組成；這樣的人一年之中就可以造出一百萬個，而造就出一個貞德或者一個左拉，卻需要五百年！”如果目睹了人類生命質量的差異之大，應當承認，這些話也不算什么溢美之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