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貴州省玉屏侗族自治縣，在明代和清朝初年還是一個軍事轄區(qū)，名叫平溪衛(wèi)，隸屬湖廣都指揮使司，而它附近的思州府卻是隸屬于貴州布政使司管轄，黔、楚兩省在此犬牙相錯、軍民分野。在明亡清興的數(shù)十年戰(zhàn)亂當中，此地飽經(jīng)烽火，成為南明政權(quán)的一處重要據(jù)點，韓王朱璟溧也就是在這里以帝王身份登上了歷史舞臺。 對于南明的帝系，我們通常認為先后經(jīng)歷了弘光、隆武、永歷三朝，也有將存續(xù)時間很短且與永歷并存的紹武政權(quán)和以監(jiān)國名義存在的魯王政權(quán)列入的，但提到定武政權(quán)恐怕罕有人知。這位存在爭議的南明皇帝，首先出現(xiàn)在明末清初史學家査繼佐的《明書》（又名《罪惟錄》）中，明史專家顧城傾向認為這是以訛傳訛的虛構(gòu)人物，其他明史專家如孟森、柳亞子、錢海岳則肯定韓王定武政權(quán)的存在，但是定武帝究竟是哪位韓王，各家又互存爭議，査繼佐記載是朱亶塉，柳亞子認為是朱本鉝，錢海岳則明確是朱璟溧。那么定武帝究系何人？為何在平溪即位？我主要是采信了錢海岳先生的觀點，因錢先生的《南明史》是足可以與二十四史并存不朽的煌煌巨著，堪稱國家正史，憑國史為據(jù)，縱有疏漏，也不至于被人譏為“荒腔走板”吧。 在這里，我首先還是要談一談南明歷史研究的“難言之隱”與錢先生治史的精神與遭遇。 有關南明的史料，被湮滅者甚多。究其原因，乃是因為明清之易代，不同于中國歷史以往多數(shù)的朝代變革。二十四史中《明史》的斷代，在崇禎十七年，清軍入關之后，歷史敘事的語境便進入了清朝，對于南明，清人視之為偽政權(quán)，南明的歷史也就成了偽史，非但官方不予承認，對于民間私自修史也嚴厲查禁。加之清朝作為關外民族入主中原，六萬鐵騎橫掃大江南北，以數(shù)十萬滿人凌駕于過億漢人之上，民族矛盾非常尖銳，滿洲統(tǒng)治者為了湮滅漢族人民的民族意識，維持這種奇特的“乾坤反覆”的統(tǒng)治，勢必要推行異常殘酷而且堅決的措施。清代尤其注重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管控，推行了史無前例的文字獄，莊廷鑨《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呂留良案等大獄迭興，株連甚廣。甚至編修《四庫全書》這樣巨大的文化工程，其背后竟然也包藏著修書毀史的險惡用心，他們像過篩子一樣查繳禁書三千多種，十五萬部，焚毀圖書超過七十萬部，禁毀書籍與四庫所收書籍一樣多。難怪明史專家吳晗會發(fā)出一聲浩嘆：“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對于入關后堅持抵抗的南方漢人政權(quán)，不僅要在事實上堅決消滅其政治實體，也要在文獻資料上竭力抹煞，因為“南明”這個名號本身就是對滿洲統(tǒng)治的巨大威脅，不啻于眼中釘、肉中刺。通過對明清易代之際的歷史文獻資料進行系統(tǒng)性銷毀和篡改，以確立自己的正統(tǒng)地位，是有清一代三百年不斷重復的工程，顧頡剛曾痛心地說：“清代三百年，文獻不存?！庇H治《南明史》的錢海岳更是深有體會：“清初文網(wǎng)森嚴，屢興大獄，死者萬人……凡三朝史料，及詩文有涉者，蕩然無存，即有故家鈔本，子孫亦多懼禍，眢井魚腹，隱匿不出，以致湮沒者伙矣?！边@確是國家民族巨大的創(chuàng)痛與遺憾。 好在掩蓋歷史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正如林肯所言：“你可以欺騙全體人民于一時，也可以欺騙部分人民于永久，但是，你不可能欺騙全體人民于永久。”經(jīng)過后世史家的索隱鉤沉，那些在夾壁中殘存的，在劫火后余生的資料被不斷搜集整理，最終，在抗日戰(zhàn)爭烽火連天的歲月里，一部煌煌百卷，體例完備的紀傳體史學巨著歷劫而生，這就是錢海岳先生的《南明史》。 錢海岳出身于吳越錢門的士紳之家，師從過梁啟超、辜鴻銘，是民國時代治南明史代表人物。錢海岳曾自述說：“予少有大志，束脩以來，欲盡讀天下奇書，交天下奇士，窮天下奇山水，建天下奇功業(yè)?！毕壬鈿怙L骨可見一斑。青年時代投筆從戎，積極投身于國民革命，北伐成功后，面對風云變幻的國內(nèi)外形勢，錢海岳深感“國恥蒙面”，而南明史是一段空白，對于當時的國家民族又獨具特殊的借鑒意義，于是懷著憂患之心，以正統(tǒng)嚴肅的態(tài)度，嚴格按照《史記》表、書、本紀、列傳的格式，自一九三一年開始，歷經(jīng)十余年，至一九四四年崇禎帝煤山殉難的甲申三百年之際完成一百卷的初稿，后來又經(jīng)過二十余年的不斷增修，卷帙增至一百二十卷，凡三百五十萬言，廣征博引，資料詳贍，所引用書目竟達三千四百余種。顧頡剛先生認為這部書應置《明史》之后，《清史稿》前，“足備一代文獻”。文革禍起，錢氏因曾撰文表彰過鄭成功，竟然被附會為宣傳蔣介石反攻大陸，遭到瘋狂迫害，《南明史》的謄清稿與草稿被悉數(shù)查抄，先生竭畢生之力搜羅的裝滿一卡車的文獻資料被付之一炬，其中很多都是珍貴的孤本。錢海岳本人被紅衛(wèi)兵拉至明孝陵，殘忍地從高處推下墜亡。萬難料到，滿清覆滅半個世紀之后，南明文獻史料會再次遭遇一場浩劫。 僥天之幸，大亂之后，經(jīng)錢氏家人多方尋訪，《南明史》前九十六卷謄清本和后二十四卷草稿才被找回，并最終得以點校出版。 據(jù)錢海岳《南明史·卷二十七·列傳第三》記載，朱璟溧是韓端王朱朗锜之子，明太祖十世孫。朱朗锜是第十任韓王，他的嫡長子和嫡長孫都早于他去世，所以第十一任韓王就是他的曾孫朱亶塉。李自成的大順軍攻入平?jīng)龈?，朱亶塉被抓獲后處決，還有的記載說朱亶塉早于此前多年就已經(jīng)去世，無論采信哪種說法，朱亶塉都不可能是后來稱帝的那位韓王。至于另外傳說的那位朱本鉝，其“本”字輩則屬于魯王一系的字派，更不可能成為韓王了。朱璟溧在天下大亂的情況下才有機會接替自己的侄孫成為第十二任韓王，而他襲封的經(jīng)過與時間都已經(jīng)無從知曉了，故《南明史》說“不知何年襲封”。 <p class="ql-block">南京淪陷后，朱璟溧輾轉(zhuǎn)留寓貴陽，受到總兵皮熊的厚待，還將皮熊之女納為王妃。朱璟溧與其他養(yǎng)尊處優(yōu)的明朝藩王不同，他原籍西北，曾經(jīng)飽經(jīng)患難，操習過軍事，身邊始終跟隨著一批關隴健兒，他不甘于祖宗基業(yè)的淪亡，轉(zhuǎn)戰(zhàn)于粵北韶州、仁化一帶。公元1646年，隆武帝福京（今福州）淪陷后，朱璟溧“乃自立于平溪，稱定武元年”。不久，定武帝聽聞永歷帝在肇慶即位，于是傳書永歷帝，按照家族譜系，他是永歷帝朱由榔的長輩，所以“敘長幼，不稱臣”。與永歷帝的不斷西逃不同的是，定武帝揮師北上，直面清兵，保有鄖西房山，受到李自成余部郝永忠的擁戴，號令群雄，與劉體仁、李來亨、王光興等夔東十三家相互呼應。公元1662年四月，永歷帝遇難后，劉體仁、李來亨等正式尊奉定武帝正朔，同年十一月房山失陷，定武帝君臣殉難，定武政權(quán)前后持續(xù)了十七年。</p> 錢海岳先生記述了朱璟溧于平溪稱帝，與永歷帝分廷而不抗禮的特殊關系。實力不濟、自身難保的永歷帝應該是不得不默認了這樣的現(xiàn)狀，從而促成了在南明后期形成以云貴為大后方，以夔鄖、金廈為兩處據(jù)點的抗清格局。另一方面錢先生還是認同永歷的正統(tǒng)地位，畢竟永歷帝是天啟、崇禎、弘光這三朝天子的堂兄弟，他們同為神宗萬歷皇帝之孫，而韓王一系則是太祖洪武朝分封的親王，與帝系的關系已經(jīng)相當疏遠了，按照明朝的宗法順位原則，永歷是當時承統(tǒng)的不二人選，并且獲得包括殿閣大學士、地方督撫總兵在內(nèi)的更多更權(quán)威的擁戴，故而將永歷列入本紀而將定武歸于列傳。應該說，這樣的編纂既尊重了客觀史料，也照顧了傳統(tǒng)史觀，是一種比較妥善的安排。 盡管滿清政府極力抹煞定武政權(quán)的存在，但還是難以完全掩飾隱藏在一些奏章文牘中的蛛絲馬跡，比如湖廣總督祖澤遠在給順治帝的奏章中提及清軍曾在鄂西茅麓山附近繳獲“偽韓王龍扎三十二張，偽龍票一十八張，偽敕札一道，偽金印一顆”，這些清軍的戰(zhàn)報，讓我們看到了一鱗片爪，由此我們似乎能勾勒出在這片大山之中，曾經(jīng)隱藏著一條怎樣的“真龍”。如果這支部隊是以“韓王”之名相號召，那么也可以推測這時的朱璟溧應該取消了定武帝號，歸藩為“韓王”，直到永歷帝的死訊傳來，他才得到劉體仁、李來亨等前大順軍勢力的共同推戴。 <p class="ql-block">《南明史》記載朱璟溧“自立于平溪”，關于平溪究竟在哪里，仍存爭議。有人認為是福建平溪，但我以為斷無可能。所謂福建平溪，詳細地址在今天的福建省寧德市壽寧縣平溪鎮(zhèn)。首先，在明清兩代，此地并無平溪之名，民國之后始名平溪。再者，壽寧縣位于寧德北部閩浙兩省交界之地，當時清軍從浙江南下，這里一開始就是前線，后來更成為淪陷區(qū)，不可能還有藩王敢在這里即位。另外，從史料記載來看，韓王朱璟溧活躍于粵北一帶，并沒有前往福建的記錄。</p> 參照《南明史》的書寫體例，書中在其他地方提到的“平溪”，指的都是當時的湖廣平溪衛(wèi)，如“萬年策，字獻之，平溪人”，“鄭逢玄，字天虞，平溪人”，“熊不能御，敗于烏江，走平溪”，“復石阡、偏橋、清浪、平溪”，“聞靖州陷，走平溪”，這幾處出現(xiàn)的平溪，我們都能明確知道指的就是湖廣平溪，沒有理由另外冒出一個別的平溪地名而作者不加說明的。從正史定武帝的傳記中，我們知道定武帝在登基之前以韓王的身份活動于黔楚粵北一帶，與貴陽總兵皮熊交情很深，還結(jié)成姻親關系。轉(zhuǎn)戰(zhàn)粵北的時候，福州淪陷，隆武帝殉國，清軍在明軍降將的引導下長驅(qū)直入，形勢迅速惡化，楚粵兩省也危在旦夕。面對糜爛的時局，韓王朱璟溧既不愿意倉皇逃竄，一潰千里，卻也無法繼續(xù)在粵北立足，只能往北向黔楚交界的五溪地區(qū)迂回，到達湖廣平溪也就順理成章了。而這時候，皮熊也在烏江不敵孫可望，敗走平溪。當時局勢瞬息萬變，而四方擾攘音訊未通，各處宗室藩王都有監(jiān)軍、監(jiān)國甚至自立的理由，例如級別為郡王的靖江王朱亨嘉便在桂林監(jiān)國，準備登基，沒有王位的宗室朱容藩也在四川監(jiān)國，建天子城，設行宮，封賞文武百官，甚至于民間冒牌的假皇帝也能欺騙地方，作威作福，比如查繼仁冒充弘光皇帝，騙得辰沅間地方官員紛紛上表進奉，據(jù)傳還在平溪以南寺為行殿，置官吏，出警入蹕，蠱惑民眾，后為鄭逢玄、皮熊等識破斬殺。作為親王的韓王朱璟溧，雄心勃勃要肩負起復國的使命，登基稱帝也在情理之中，而且結(jié)合皮熊此時敗走平溪的經(jīng)歷，朱璟溧登基很有可能也是得到了皮熊的擁戴。 <p class="ql-block">從當時的形勢來看，平溪衛(wèi)確實是定武帝調(diào)控時局的戰(zhàn)略樞紐。首先這里處在黔楚官道之上，水陸交通便利，驛站系統(tǒng)成熟完善，消息比較靈通，而且是屯兵兩百年的衛(wèi)城，忠勇遺風，武備成熟。明朝有天子守國門的傳統(tǒng)，如果定武帝直接撤到貴陽，則有將已經(jīng)地動山搖岌岌可危的楚地拱手讓與清軍的危險。黔頭楚尾的平溪衛(wèi)在當時屬于楚地，立足平溪，既方便聯(lián)絡皮熊，使黔省成為自己比較穩(wěn)固的大后方，又可以伺機延攬當時明軍中實力最為雄厚的湖廣總督何騰蛟，如果北上，還能夠借勢整合活躍于沅澧荊夔一帶由大順軍歸附明朝的“忠貞營”?；谏鲜鰲l件，我認為史籍中定武帝“自立于平溪”的記載是可信的。定武帝于平溪即位的時間是公元1646年，至于定武帝離開平溪的時間，我認為應該不遲于次年，因為《南明史》記載永歷元年（公元1647年）十一月，張先璧“聞靖州陷，走平溪，入思州，沅州遂陷”，乾隆年間修訂的《貴州玉屏縣志》也記載“總鎮(zhèn)張先璧潰兵突至，城中焚掠一空”，這個時候的朱璟溧，肯定已經(jīng)撤離了平溪。</p> 長期轉(zhuǎn)戰(zhàn)于粵北、楚南一帶的郝永忠因軍事作風的暴虐難馴，不能獲得永歷君臣的信任，于公元1650年劫掠奉天（今湖南武岡），自沅州（今湖南芷江）、鎮(zhèn)遠南下獨山，縱火焚城，然后掉頭北上，到達楚、蜀交界的鄂西山區(qū)，從此“兼稟韓王璟溧號令”。具有流寇習氣的郝永忠也需要一位有威嚴的皇室成員加持，而朱璟溧更需要一支能征慣戰(zhàn)的軍隊幫助他成就大業(yè)，雙方一拍即合。這對君臣在山區(qū)打了十幾年的游擊，牽制了清軍的戰(zhàn)略部署，緩解了云貴的壓力。直到永歷帝被吳三桂絞殺，定武帝朱璟溧仍然高舉大明正統(tǒng)的旗幟，堅持戰(zhàn)斗到生命的終結(jié)，以身殉國，實踐了“國君死社稷”的禮儀氣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