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石門坊崇圣寺東側(cè)石壁上題刻“晚照”二字，左上款寫“大清康熙四年衣于帝題”，右下首鈐“光緒十二年衣繡桐、文俊重刊”?？墒且掠诘凵谇屙樦问辏?656年），至康熙四年（1665年）衣于帝才十虛歲。一個十歲的少年能題字刻于山體絕壁?若真是衣于帝題寫，他也應(yīng)該落款在右下首，豈能自己鈐名在左上角？這是嚴(yán)重違反書法作品規(guī)則的！名稱“于帝”實屬越制犯上，在封建社會怎會如此起名？諸多疑問不得不讓我們考辯其真?zhèn)巍?lt;/p><p class="ql-block">且看衣于帝身世：臨朐衣氏始祖名叫衣良臣，于明代</p><p class="ql-block">景泰、天順年間隨母、叔由登州府棲霞縣遷居青州府臨朐縣孝慈鄉(xiāng)朱包社，衣良臣成人后娶葛氏，生子大常、大寬、大綱；大常生世亨、世通；世亨生浩；浩，字承裕，生子錦、欽、铦；铦，字尚重，號西峰，任太醫(yī)院吏目，生子福；福，字寧軒，任兩淮鹽運司梁垛廠副使，生子縉紳、正紳、書紳；縉紳，字用章，邑庠增廣生員，生子佩琳、佩珝、佩璲；佩珝，字羽玉，邑庠生員，生子于帝、于王，始遷居朱旺村。朱旺村者，今五井大樓村也。</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查閱《衣氏族譜》，記載確切者乃是三世衣世亨，其墓立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其享壽六十九歲，由此類推衣世亨生于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其父衣大常生世亨時按二十歲約計，那么衣大常約生于1460年，即天順?biāo)哪辍Ｒ铝汲忌蟪r為天順?biāo)哪?，他隨母親、叔父來臨朐時也就是十歲左右，那么衣氏遷臨朐的時間也就在1450年，即明景泰元年，充其量是明正統(tǒng)末年。從始祖衣良臣到衣于帝出生，前后經(jīng)歷了200多年，共傳九世，衣于帝恰為衣良臣之九世云孫。</p><p class="ql-block">衣于帝生于清順治十三年，其父衣佩珝，邑庠生；其祖父衣縉紳，邑庠增廣生員；其曾祖父衣福，兩淮鹽運司</p><p class="ql-block">副使：其太祖父衣铦，太醫(yī)院吏目。雖不是很大的官職功名，但相對于連續(xù)五代公職而言，衣于帝也算是出生在權(quán)貴之家，不是一般的平民家庭。他九歲喪父，靠母親冀氏教育成人，二十三歲科考入學(xué)，三十四歲被薦舉為禮相參與圣廟贊禮，三十九歲率族人立族碑，鐫家譜。五十二歲，約會重修啟圣祠，新制神主九尊。五十四歲，約親朋堂會呂道人募緣石門坊，創(chuàng)建逄山行宮。</p><p class="ql-block">康熙五十年，縣令郭杞舉行鄉(xiāng)飲酒禮，詩請衣于帝為介賓，匾其堂曰：品重引年；匾其門曰：節(jié)母孝子之門。</p><p class="ql-block">康熙五十一年，陳學(xué)院考試青州，必要優(yōu)劣兩學(xué)。五十七歲的衣于帝考居二等七名，賞金花緞，乘紅馬，打院傘扇，鼓樂送出大門，又賜匾曰：孝友可風(fēng)。</p><p class="ql-block">衣于帝七十八歲時，約九老會刊刻《文昌孝經(jīng)》四百余卷勸人行孝。</p><p class="ql-block">乾隆元年，新天子登極，恩詔生監(jiān)八十以上者，給八品頂帶榮身。衣于帝年值八十一歲，應(yīng)受皇恩，但縣令秦郁要銀二十兩，無銀不給申報。衣于帝無錢使喚，浩蕩皇恩未能蒙受。</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乾隆三年，八十三的衣于帝把《綱鑒》抄完，他從七十七歲開始，遇閑即寫十?dāng)?shù)面，經(jīng)過七年始成，書成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本，以示子孫，世世觀覽。</p><p class="ql-block">衣于帝喜歡游山玩水，曾三登泰山，兩游曲阜，謁孔廟，看孔林；至馬鞍山，拜孟母墳，觀孔子故宅；上蓬萊閣，觀海市，往棲霞沐浴艾山湯，徘徊濱都宮，拜祖塋，抄碑文；又至諸城南鄉(xiāng)，先游白鶴書院，次觀九仙山、五蓮山，登瑯琊臺觀日出；游勞山、下清宮、上清宮、華嚴(yán)庵、熟陽洞、百福庵等地。</p><p class="ql-block">此則衣于帝自述一世之經(jīng)歷，其《衣氏族譜》記載衣于帝是“邑庠增廣生員”，衣于王是“邑庠生員”，但查閱清朝康熙《臨朐縣志》和光緒《臨朐縣志》“科貢表·庠生”內(nèi)卻沒有“衣于帝、衣于王”之名，只有“歲貢衣束紳”；清本《臨朐鄉(xiāng)土志》“耆舊錄”記載：“衣維彬，號素若，福山莊人，中康熙壬午副榜第一，官武城縣教諭?！背酥?，中華民國《臨朐續(xù)志》記載“邑庠生衣繡光”和“武庠生表”中有“衣連科、衣瑞昌、衣即昌、衣攀桂、衣榮昌、衣連甲、衣恒昌、衣瑜昌”八名武秀才。沒有《衣氏族譜》所記的衣于帝、衣于王、衣于朝等文武秀才。清嘉慶二十四年太平崮所立《新建文昌閣奎星樓碑》上有“庠生衣廷光”之名，時年85歲的衣廷光確實是清朝秀才，但在三朝《臨朐縣志》中卻沒有記載。</p> <p class="ql-block">針對“衣于帝”姓名，我曾懷疑是“衣于禘”之誤，因為在等級森嚴(yán)的封建社會，人們起名首先要注意避諱，忌諱與帝王權(quán)貴重名，否則便是僭越禮法，越制犯上。知縣作為一縣首輔，具有對所屬子民的教化之責(zé)，誰若違規(guī)，縣官即可鞭笞杖責(zé)。但我查閱《衣氏族譜》，發(fā)現(xiàn)其中不僅有“衣于帝”，而且有“衣于王、衣于朝、衣于國、衣于侯”。對此我莫名其妙，如果說衣于帝之父死得早，衣于帝、衣于王昆仲二人不懂封建禮制，尚屬情有可原，但作為當(dāng)時的縣官為什么也沒有責(zé)令糾正？一縣之內(nèi)出現(xiàn)名諱犯忌的學(xué)子，在去青州府考府秀才時，難道不怕青州知府、山東提學(xué)使問責(zé)？或許這就是衣于帝、衣于王沒有考上府庠生的緣故，即使是有庠生之才，也不能記錄官志之中。2016年10月19日我在福山集村查閱新修《衣氏族譜》，其中記載：“衣于帝，字補(bǔ)哀”，我曾納悶：哀字并不吉利，如何能慣稱字號？仝年11月27日我又到大樓村訪問《衣氏族譜》老本原件，發(fā)現(xiàn)“衣于帝，字補(bǔ)袞”，并非是“補(bǔ)哀”?！耙掠诘圩盅a(bǔ)袞”是對的，古代帝王不上朝時所穿的服裝叫袞服，聯(lián)系“衣于帝”全名，用古漢語的意動用法“以……為衣”，“于，介詞，在的意思”，“衣于帝”的涵義便是“把衣服穿在帝王身上”。延伸之意，便是“彌補(bǔ)袞服之點綴”，所以，字補(bǔ)袞。所以，字補(bǔ)袞。</p> <p class="ql-block">再說石門坊的“晚照”二字，若是“清康熙四年衣于帝題”，那么當(dāng)時只有十歲的衣于帝能否寫好，并刊刻山崖絕壁之上？康熙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其父過世，他正處于熱孝在身階段，豈能有閑情逸致去題字？由此可斷：石門坊“晚照”二字至少不是康熙四年題寫。清康熙四年是公元1665年，衣繡桐、衣文俊重刊時間是清光緒十二年，即公元1886年，時間跨越221年。從前文時間錯誤來看，我</p><p class="ql-block">懷疑：帶有衣于帝所寫“晚照”的脫落巨石，衣繡桐、衣文俊根本就沒見過！他們叔侄二人僅是聽說衣于帝寫過“晚照”，但具體題寫時間他們也沒有準(zhǔn)確弄清，于是重刊了“大清康熙四年衣于帝題”。如果他們確實見過衣于帝題寫的“晚照”巨石，也不至于把時間弄錯。2016年12月18日，原石門坊譚清洪所長在崇圣寺介紹：二十世紀(jì)九十年代重修石門坊時，衣于帝所寫“晚照”殘石從逢公廟址被挖掘出來，字甚大，一個字面積就跟上現(xiàn)在所見的“晚照”兩個字面積。</p><p class="ql-block">由此可證：衣繡桐、衣文俊刊刻“晚照”時確實沒見過衣于帝手書的“晚照”，今之所見并非是衣于帝的書法真跡，而是仿制品！同時還證明衣于帝所寫“晚照”原刻于北山石壁，并不是刻于現(xiàn)在位置。</p><p class="ql-block">衣于帝題寫“晚照”的準(zhǔn)確時間究竟是在哪一年？且看《衣氏族譜》所載的《衣于帝自傳——石門居士自敘》：“衣于帝，字袖袞，愿學(xué)曾子，故號魯庵，又號也魯，居器倚廬而思慕其親，因號：慕廬。老猶夢寐不忘，又號慕九，以石門坊胸之佳景，余最愛篇，數(shù)讀書於此，又創(chuàng)建逢行宮，遂自稱‘石門居士’云。（康熙）四十五年，余五十二，約會重修啟圣祠，新制神主九尊。（康照）四十七年，余五十四，約系朋堂會呂道人募緣石門坊，創(chuàng)建逢山行宮，遇旱澇禱輒應(yīng)?！庇纱丝梢?，清康熙四十七年，衣于帝五十四歲時，他曾挑頭為重修石門坊募緣，創(chuàng)建了逄山行宮，供奉逢山爺爺，旱施甘霖，澇止霍雨，以濟(jì)蒼生。其書“晚照”二字的時間應(yīng)該是在清康照四十七年這次重修石門坊的公益活動中?；蛟S是積德行善感動上蒼的緣故，本來無兒的衣于帝竟然老年喜得貴子！康熙五十四年冬十月，衣于帝花甲之年添子維麟，五年之后又生兒維凰。道光九年（1829年)十月廿一日，因地震導(dǎo)致“晚照”巨石崩毀?，F(xiàn)在的“晚照”二字，并不是衣于帝的手跡，而是衣繡桐、衣文俊的替代作品！</p><p class="ql-block">綜上所述：衣于帝所寫“晚照”并非是在康熙四年，而是在康熙四十七年，即公元1708年。今日所見“晚照”二字是清光緒十二年衣繡桐，衣文俊的替代作品，并非是衣于帝的書法真跡。</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