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的老照片（二）

小建

這兩張照片都拍攝于1949年。左邊的拍于參軍前，當時拍了一組，正臉兒的，側臉兒的，低頭的，抬頭的，臉上笑著，眼睛卻已哭腫了。其中兩張的背面分別寫著：攝于1949年11月11日參加革命入軍政教導大隊之晨；做老百姓的最后一張。右邊的拍于參軍后，脫下旗袍，編起辮子，媽媽的人生跨過了一道分水嶺。而她對婚姻的選擇，更是決定了她一生的道路。媽媽和爸爸是1951年11月結婚的，掐指算算，從她“毅然決定拒絕”劉XX的訂婚要求到結婚，不到8個月，應該也算“閃婚”了。媽媽說：“1951年初哮濤就向組織提出要和我交往的想法”，但在等待組織審批時，“聽說有劉XX電報催婚之事，只好作罷，直到我結束那段感情后他才正式向我提出來?！眿寢尩牡谝环磻牵骸八L我8歲，年齡偏大，沒有我想象中軍人的魁梧威武，感到不夠理想?！彼襾砗糜押鸵黄饏④姷耐瑢W為她參謀，“他們都說他為人正直，平易近人，關心群眾，有較好的威信”，都“勸我不要錯過”。當然，媽媽也有自己的小九九，一是“我考慮自己條件一般，既然不能嫁給自己愛的人，能嫁給愛自己的人也是幸福的”，二是“劉XX希望我能回心轉意，仍不斷來信反反復復地說要等我轉變態(tài)度。我不想再無休止地糾纏下去，決定早點結婚，讓他死心?！庇袥]有一點“賭”？賭氣，賭明天。 爸爸當時任44軍軍直政治處主任，1951年11月1日，他們在軍部駐地廣東惠陽結婚?！爱敃r部隊實行供給制，我們用不多的津貼費買了一條里外三新的棉被和一些糖果，直政處的同志集資送給我們雙人毛巾被、床單和一對枕頭，政治部的中灶食堂給我們加了幾個菜，師、團級首長和我們一起喝喜酒，直政處的同志都來鬧新房，整個婚禮簡樸熱鬧?！保ㄒ栔形淖终詪寢尩幕貞涗?。下同）一年后，姐姐在廣州軍區(qū)陸軍醫(yī)院出生。1953年3月，爸爸媽媽便帶著6個多月的姐姐登上了海南島，“當地人大多又黑又瘦，她那白嫰細滑的皮膚常引起人們的注目，說她像剛煮熟剝殼的雞蛋。海南臺風頻繁，新鮮蔬菜供應緊張，警衛(wèi)班的戰(zhàn)士主動在我家后院開了一小塊土地，種上各種瓜菜，專供她食用，還常去枯井抓田雞給她煮粥?！弊鳛榈谝粋€孩子，姐姐當時多得寵啊。我就沒那么幸運了，可能是因為媽媽懷孕時一直在海島，營養(yǎng)不夠，我生下來才4磅（姐姐出生時6.5磅），而且不會哭，是醫(yī)生倒拎起我拍打屁股才哭出聲來。 我出生后的那段時間，媽媽是非常忙碌的，但并不是因為我?！?954年初，我意外地被任命到南海艦隊西營基地托兒所任副所長，原指導員還未來得及和我辦交接就轉業(yè)了。我一下子從一個副排級非黨干事去一個五臟俱全的正連級單位當領導，一時真不知所措。當時那個托兒所有70多個3-6歲的全托幼兒，30多名工作人員，包括干事、教養(yǎng)員、保育員、醫(yī)生、護士、司藥、會計、出納、管理員、炊事員，全是現(xiàn)役軍人，其中只有一名黨員，兩名男性，而我對幼教工作又一竅不通。哮濤遠在海島，十分擔心我挑不起這副擔子。他來信鼓勵我要大膽心細，告訴我人的因素第一，教我先從團結人入手，要和大家群策群力來抓工作。當時全軍正進行政治形勢教育，總政治部擬出了100道題目組織全軍官兵學習，最后要考試，并作為考核干部的參考。我原在的海岸炮兵八團是試點，先行一歩，我已通過學習和考試。我就抓住這一機遇，組織和輔導全所同志學習。經過大家的努力，托兒所在基地機關組織的考試中以平均78.8分的良好成績獲得集體三等獎，基地機關各部委和幼兒家長們都對托兒所刮目相看，大大激發(fā)了大家學習和工作的熱情。全所同志團結一致，在我任職期間沒發(fā)生過任何大小事故，入托率漸漸提高。1955年我調離時，大家都依依不舍。這是我第一次獨當一面抓工作，有個好的開端，十分高興。” 這是任副所長的媽媽，是不是透著一股干練？ 1956年大弟弟出生，你看我爸爸，樂得臉上都開了花。連續(xù)生了兩個女兒，有同事開玩笑說爸爸脾氣太好，胡子太軟，這輩子不會有兒子。這下好了，揚眉吐氣了！我外公更過分。生大弟時媽媽已轉業(yè)回到廣州，外公還在廣州中國銀行上班，每天中午回家吃飯。那天是周六，小姨下午不上課，外公回家沒看見外婆，就問小姨：你媽呢？小姨說：大姐生了，媽到醫(yī)院去了。外公忙問：生了？男的女的？小姨故意拖長聲調說：當然是女的了。外公泄氣地“唉”了一聲，坐下吃飯。沒等他把一口飯咽下去，小姨大笑著說：騙你的！大姐生的是兒子！外公瞪大眼睛問了一句“真的？！”放下碗就往醫(yī)院跑。到醫(yī)院看完外孫，臨走時再三囑咐媽媽說：出院時千萬別抱錯了，千萬別抱錯了！這是我們家人人都知道的笑話。 這張照片是1960年夏天在廣州市僑務局的花園拍的，媽媽在那兒上班，而爸爸則常年駐守南海前線，每年只有一個月的探親假，媽媽獨自一人撐起一個家。媽媽說，那時“白天工作，晚上和所有節(jié)假日都在開會搞階級斗爭，弄得人人都精疲力盡，還人人自危，精神高度緊張，家中孩子我都無暇兼顧，幸得一個好保姆數年如一日幫我管好家。”這個保姆我記得，戴金耳環(huán)，穿木拖鞋，只會說廣東話，普通話連聽都聽不懂，每次爸爸回來，我就給他們當翻譯。那時我們姐弟在石榴崗的海鷹小學（幼兒園），每周六下午回家，周日晚上再坐校車返回學校，所以跟媽媽在一起的時間也不多，我不記得媽媽給我們講過故事，但記得媽媽愛唱歌，有些歌她唱得多了，我們跟著哼，就學會了，有些歌詞不明其意，唱著唱著就走了形。比如歌劇《紅霞》的插曲《鳳凰嶺上祝紅軍》，其中有一句“用你的智慧把敵人埋葬”，媽媽基本上算廣東人，說話不會卷舌，所以“智慧”就變成了“zi-wei”，而我唱著唱著就變成了“刺猬”，直到有一天突然發(fā)覺，刺猬怎么能把敵人埋葬呢？便去問媽媽，從此知道了“智慧”這個詞。還有一首《一定要把勝利的旗幟插到臺灣》，歌中唱道：“我們神圣領土誰也不能侵犯，我們強大隊伍誰也不能阻擋”，不知怎么的就被我聽成了“誰也不能入黨”，小和尚念經地唱了好久，才發(fā)覺不大對勁，差點兒“犯錯誤”了。 1961年，全家將隨爸爸北遷哈爾濱，這是離開廣州前拍的全家合影。我和姐姐都梳著“蘇聯(lián)大姐姐辮”，扎著蝴蝶結，那可能是當時的時髦。從廣州一竿子插到哈爾濱，對一直生活在南方的媽媽是個考驗。估計當時媽媽并不愿意離開廣州，但哈爾濱太遠了，爸爸多久才能回家一次呢？所以，“我雖懼怕北方嚴寒，但為能全家團聚，就帶了4個孩子隨他調哈。”爸爸新調任的單位是國家把哈爾濱汽輪機廠研制新式汽輪機的科研技術力量、設備、實驗室、課題分割出來，移交給國防科委成立的專門從事軍艦新式汽輪機研究的獨立軍事科研機構，與汽輪機廠分屬軍用、民用兩個系統(tǒng)，但辦公樓和干部宿舍需靠汽輪機廠協(xié)助解決。我們抵哈后，住房尚未安排，爸爸就趕到北京去開會，媽媽帶著我們在專家辦公樓的一間空辦公室暫時棲身，白天為不影響專家辦公，媽媽就帶我們出去“打游擊”，下午專家下班后才回住處。如是多日，媽媽能有好氣？爸爸開會回來，媽媽給他臉子看，爸爸便好聲好氣地沒話找話，還主動煮了一鍋大米粥。東北的大米比廣東的好，爸爸還在里面放了一點堿，粥很粘，有一股香味，我們都說好吃，媽媽卻故意挑剔說，哪有在粥里放堿的？爸爸說：飯堿（此處讀gan)飯堿，不是放在飯里的嗎？我忙大聲說：爸爸不對！番枧（廣東話讀gan）是肥皂！其實爸爸哪能不知道呢？他只是想逗媽媽一笑呀。當時正值困難時期，哈爾濱居民的主食供應全是粗糧，小弟弟是5歲以下幼兒，每月有5斤細糧，爸爸有“特供”，每月20斤細糧，除此之外不是苞米面就是高粱米，這對吃慣大米的我們，真的很難適應。副食也很困難，我們抵哈時，居民的冬菜分配已結束，整個冬天市場上都買不到蔬菜，媽媽只好請司務長去郊區(qū)用高價向農民買點兒咸菜、酸菜、土豆、大白菜、豆制品來對付。后來挺長一段時間，我都不知道這與那場災難有關，以為北方就是這樣。 這張照片照于1962年，應該是六一節(jié)之前，我還沒戴紅領巾。那時我們就讀的是汽輪機廠子弟小學。剛到新班級，我打量著教室和同學：教室里4列課桌椅，當中兩列并在一起，4個同學并排坐。怎么前后排都是兩個男生兩個女生插花著坐，我這排卻只有我一個女生，其他三個都是男生？下課了跟同學說話，才知道其中一個剃光頭的也是女生，因為頭上長虱子，把頭發(fā)剃了。后來還知道，這樣的同學班里有兩個，其他班也有?；丶腋嬖V媽媽，媽媽讓我和姐姐千萬小心，別染上。可是第二年冬天我還是被染上了，幸虧發(fā)現(xiàn)得早，消殺及時，沒有漫延，保住了我的長辮子。說來也奇怪，后來我在東北兵團10年，也沒聽說哪個知青染上了虱子，包括哈爾濱知青，甚至當地的老職工子弟，好像沒人長虱子。莫非虱子也是災害的產物？ 1963年8月，爸爸又調動工作了，據說有兩個選項，一個是北京，一個是上海，媽媽當然希望來上海，最終如愿。那時國民經濟進入恢復時期，上海的生活水準也比哈爾濱高不少，所以日子好像幸福多了。記得剛到上海，媽媽就給我們買了新衣服，我的是一身紅色的燈芯絨衣褲，一雙紅皮鞋，從上紅到下，夠扎眼的。媽媽會時不常地給我們買奶油蛋糕，雖然那時的奶油蛋糕是人造奶油（我們稱它假奶油）裱花蛋糕，但我們已經很滿足。媽媽還經常帶我們看電影，有一次到大光明電影院看電影時，給我們買了中冰磚，結果我沒吃兩口就掉地上了，媽媽只好把她的那塊給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媽媽帶我和姐姐去看《長征組歌》和歌劇《江姐》?！堕L征組歌》是在徐匯劇場看的，那時我還是個小學生，并沒完全看懂，但覺得很好聽，很帶勁，而指揮唐江那后背濕透、奮力舞動胳膊的形象令我難忘，更難忘的是，媽媽那段日子總在哼《長征組歌》中的旋律，不久我就會了一二?！督恪吩谀膫€劇場看的想不起來了，因為此前就知道紅巖、小蘿卜頭的故事，所以比《長征組歌》更感動我，而萬馥香的“馥”字，我就是在《江姐》的說明書上認識的。 這是1965年六一節(jié)前拍的照片，那幾年，可能是媽媽最舒心的一段日子。 不久，進入了非常的10年，爸爸被打倒，家里的房子被搶占，我和姐姐先后下鄉(xiāng)，媽媽帶著小弟去干校，一家6口分散到5個地方。 這是1969年3月姐姐下鄉(xiāng)前拍的全家福，我和姐姐因為正處發(fā)育階段，又趕上不上課，不用動腦子，一下子發(fā)“?！背闪舜笈肿樱职謴婎仛g笑，其他人都面無表情，臃腫的服裝，挺不起的胸膛，怎么看怎么別扭。姐姐想去黑龍江兵團，但出身不合格，被安排去了七星泡農場。那時爸媽的處境已不好，姐姐拿到通知后，好多事都是我陪她去辦的。記得我陪她去買了一塊卡其布，然后到裁縫鋪去做褲子，裁縫師傅量好尺寸后問她要袋袋（褲兜）布，她一愣，沒買！去買吧，沒布票了。她靈機一動，去隔壁商店買了兩塊男式手絹，裁縫師傅怪異地看看她，未置可否，接了過去。出得門來，她得意地問我：我聰明伐？我說聰明的。后來她從農場寫信給我說：怪不得裁縫師傅接過手絹時神情怪兮兮的，原來手絹是不能做袋袋的，不經磨，那條褲子哪都沒壞，袋袋卻早就漏了。不過姐姐總是比我幸運，她好歹去了農場，好歹走前拍了一張全家福。第二年我下鄉(xiāng)時，爸爸被關在湖北的干校不讓回來，媽媽在上海郊區(qū)奉賢的干校，回來也不自由，而且，學校不批準我去兵團，我愣是“扒火車”跟去的，成了沒戶口、沒檔案的“黑人”。媽媽是支持我去兵團的，可能她覺得兵團總是個組織，比單個兒去插隊強。我走的前一天，媽媽從奉賢趕回家，幫我準備了一個只放著換洗衣服的小旅行袋，第二天送我上了火車。在媽媽的回憶錄里，這樣記著這件事：建平“沒有編制，不發(fā)工資，無糧油供應，我每月寄30斤全國糧票、30元生活費支持她。東北天氣冷得早，她無冬衣被褥，如何過冬？我寫信去佳木斯兵團總部，講述她隨32團前去的經過，希望能接收她。但來函仍是冷冰冰：‘不符合軍墾政治條件的，不能接收，望家長勸其返滬。’我再次去信強調：‘其父是為解放全中國經歷槍林彈雨的新四軍老戰(zhàn)士，我們遵循毛主席的指示，把孩子從大城市送到黑龍江，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務農，為何你們不歡迎？’從5月拖到9月，東北已下大雪，他們才把接收通知書寄來，才得以憑證購買冬衣和厚棉被褥寄去。”看哭了……那段時間，媽媽的心被掰成了幾瓣啊！ 這張照片拍攝于1982年，與上一張形成鮮明對比，人人臉上泛著笑容，可惜我眨了眼。那時爸爸已離休，我們姐弟4人也都學習工作順利，而媽媽，正在中國旅行社工作得風生水起。媽媽是1978年8月調入上海市中國旅行社工作的，那時國門剛剛打開，境外旅游者逐步增加，而當時我國只有兩家全國連鎖的旅游機構，一家是國際旅行社，主要接待外國人；一家就是中國旅行社，主要接待華僑、華裔、港澳臺同胞。媽媽雖然在五十年代做過僑務工作，但旅游對她來說卻是全新的，一切得從頭學起。媽媽在上海中旅任團體接待科科長兼支部書記，她帶著科里50多名導游和翻譯，做了大量接待、導游工作，“尤其是1978-1980年，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邀請了不少各國僑領和知名人士回國觀光，如在政界有較大影響的李宗仁之子李幼鄰、孔祥熙的秘書張嵩高、港澳知名人士包玉剛、李嘉誠、霍英東、何賢，還有從臺灣移居美加的教授學者團、美國夏威夷水仙花皇后團、香港保良局高級官員團、香港大嶼山佛教代表團，以及律師、醫(yī)生、老師等專業(yè)團。他們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qū)，且身份、職業(yè)、地位各不相同，接待他們不僅要有較高的政治水平，還要有廣博的知識，才可能根據他們的特點和要求，有針對性地進行導游和交談，才能引起他們的興趣，才易于打開話匣子交朋友?！眿寢尩墓ぷ髯坑谐尚?，“境外一些旅行社的老板表示，上海中旅對旅行團的報價較其他省市中旅高出10-15%，但我們還是愿意把旅行團交給上海中旅帶，因為他們有一支值得我們信賴的素質好、導游水平高、服務周到的翻譯、陪同隊伍，在他們接待過的客人中有很好的聲譽?！眿寢屨f，她40年的工作經歷中，換過很多崗位，青年干事、組織干事、干部科長，大多是“萬金油”干部，只有兩段經歷值得一提，一段是1954年在西營基地的托兒所，另一段就是在上海中旅社，她以此為榮。1982年，我和姐姐相繼結婚，后又相繼有了孩子，1988年，大弟弟也結婚了，家里添丁增口，爸爸媽媽的生活有了新了樂趣。要寫爸爸媽媽與孫輩的故事，這篇文章就太長了，打住吧。1991年農歷二月初四，是爸爸70周歲生日，我們全家一起吃了飯，拍了照。遺憾的是，這是和爸爸一起拍的最后一張全家福，3個月后，爸爸因突發(fā)腦溢血去世。 爸爸走了，媽媽的天塌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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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的老照片（二）

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