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初識聶老，那是1987年4月份的事。</p><p class="ql-block">筆者剛剛調(diào)入機關(guān)工作。</p><p class="ql-block"> 那時兩個機關(guān)合署辦公，兩套人馬一個班子，即兩個機關(guān)的全部人員由一個領導班子及工作班子領導下，有分有合地開展工作。</p><p class="ql-block"> 剛邁進機關(guān)，對機關(guān)歷史、事務兩眼一抺黑，毫不知情，就要肩負寫會史任務。</p><p class="ql-block"> 修史立志，百年工程。里頭牽泛方方面面，對機關(guān)歷史的成績、外在的臉面以及將來的作用，還有歷史事件的評價、著名人物的地位等等等等。絕對不能忽視，不可有半點差錯。</p><p class="ql-block"> 史記筆法的“一字之褒貶、不著一字盡得風流”，道明寫史之難，一字也不能出錯。</p><p class="ql-block"> 編撰會史，機關(guān)老領導聶老便是筆者的直接領導。</p><p class="ql-block"> 回想起當時的情景，許許多多細節(jié)如歷歷在目。</p><p class="ql-block"> 聶老雖高年，滿頭銀發(fā)，仍面色紅潤，精力充沛，精神矍鑠，走路快捷，思維敏捷。</p><p class="ql-block"> 為了讓筆者迅速進入情況，掌握全盤，聶老多次交談，把手頭上的重要文件交給筆者學習，領會上級有關(guān)的指示精神。經(jīng)過商量研究，決定由筆者先拉出會史草稿的綱要輪廓，再向里面填充具體內(nèi)容。</p><p class="ql-block"> 筆者仔細學習“中國社會主義時期史稿”、“中國共產(chǎn)黨黨史講義”、“建國以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國社會主義經(jīng)濟簡史”和鄧力群有關(guān)的講話等。</p><p class="ql-block"> 筆者確立了綱要的體例，取得聶老的同意，繼續(xù)寫下去。</p><p class="ql-block"> 4月到5月間，筆者埋頭在大宗大宗泛黃的檔案卷宗堆里，尋找有關(guān)的史料。費時一個多月，會史綱要寫就并謄清后，他開始具體著手編撰會史草稿。</p><p class="ql-block"> 5月底，對筆者來說，正是編寫會史簡編最緊張的階段。</p><p class="ql-block"> 這天，談及會史寫作之后，聶老很客氣，請筆者吃過橋米線。坐在館子里，倆人邊吃邊聊。</p><p class="ql-block"> 聶老興致勃勃談起他的宏圖大業(yè)，要在大好的形勢下，繼續(xù)大力發(fā)展會計業(yè)余學校，創(chuàng)辦外語學校和幼兒園。他自己也準備重操外語、會計教學舊業(yè)。</p><p class="ql-block"> 聶老的精神感染了筆者，心想這些老同志剛剛解放出來，仍心系國家、社會，“不用揚鞭自奮蹄”。</p><p class="ql-block"> 6月初，聶老與另一位領導找他談話，談及今后的安排，要筆者去會計業(yè)余學校工作。</p><p class="ql-block"> 是否老領導認為筆者對學校工作熟悉，出于從大局考慮，讓筆者去業(yè)余學校干一番事業(yè)，當然這也正符合聶老的期望？</p><p class="ql-block"> 出于對機關(guān)工作的全面考慮，筆者提出個兩全其美的折中辦法，請領導斟酌考慮，說道，一是希望機關(guān)要理順學校與機關(guān)的關(guān)系，應有分管領導負責這方面的事情；二、自己的編制最好能保留在機關(guān)，以機關(guān)工作為主，在學校兼職，這樣有利于學校的發(fā)展；三是自己有后顧之憂，難以立刻到學校任專職。</p><p class="ql-block"> 這樣，既支持了領導的決定，又從搞好工作出發(fā)，提出合理化的建議，等候領導決策。</p><p class="ql-block"> 機關(guān)最高領導就此事作出裁決，筆者的工作還是應留在機關(guān)。</p><p class="ql-block"> 對聶老的賞識及美意，筆者一直留在心底。后來，更多地知曉聶老的情況，筆者由感恩升溫為敬佩。</p><p class="ql-block"> 由此，利用各種時機，筆者加深了解聶老，從方方面面搜集資料，總想寫點什么文字，弘揚聶氏家族的事跡。</p><p class="ql-block"> 我們尊稱的聶老，姓名聶敘倫，是國歌作者聶耳的胞兄(三哥)。</p><p class="ql-block"> 與聶老更多的接觸中，聶耳成長的諸基因及事跡逐漸更加清晰突現(xiàn)。</p><p class="ql-block"> 聶老在進入72歲時，回溯少年時代同胞手足朝夕相處的往事，整理長期保存的各種資料，寫出7萬字《少年時代的聶耳》一書。</p><p class="ql-block"> 1985年，聶老參加了《聶耳全集》的編輯工作，為全集的編纂提供了大量真實寶貴的資料，并參與審稿定稿，使全集當年正式出版。</p><p class="ql-block">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聶耳的家鄉(xiāng)玉溪及其早年活動的故地昆明、上海等地都塑了聶耳像，有的地方還成立以聶耳的名字命名的合唱團；每當舉行揭幕、剪彩、演出等紀念活動時，都特邀聶老參加。聶老均不辭旅途勞累，欣然前往。</p><p class="ql-block"> 日本藤澤市鵠沼海濱是聶耳游泳遇難的“終焉之地”。藤澤市民懷著深厚情誼，在鵠沼海岸建立起聶耳紀念碑。以此機緣，藤澤與昆明結(jié)為友好城市。</p><p class="ql-block"> 1981年、1986年，先后在藤澤市舉行友好城市簽約儀式和聶耳紀念碑擴建公園的揭幕儀式，聶敘倫均以親屬的身份應邀參加，受到日本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他們說:“見到您，像見到聶耳一樣?！薄堵櫠那嗌倌陼r代》、《聶耳全集》(文字部分），也由日本人士用聶敘倫提供的樣本譯為日文。</p><p class="ql-block"> 1993年，在北京舉行《20世紀華人音樂經(jīng)典》系列活動。已故聶耳創(chuàng)作的三個歌曲《碼頭工人歌》、《義勇軍進行曲》和《畢業(yè)歌》被評選為20世紀經(jīng)典音樂，是獲獎者之一。</p><p class="ql-block"> “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發(fā)來邀請信，邀請聶老作為胞弟聶耳的代表，到北京領獎和參加開幕式演出活動。在人民大會堂會議廳舉行的隆重頒獎儀式上，為獲獎音樂家和已故音樂家的親屬頒發(fā)《榮譽證書》。</p><p class="ql-block"> 系列活動中，這些獲獎歌曲的演唱，都激起觀眾雷鳴般的掌聲，受到熱烈的歡迎，彰顯出其震撼的鼓動力與長久的生命力。</p><p class="ql-block"> 讀著這些珍貴的資料，聶老與聶耳的世紀親情，強烈地感染著筆者，出于對聶耳生平事跡的深入學習，同時亦對聶氏家族、特別是聶老親朋好友的探索發(fā)掘，這必定會更加深刻地理解一位人民音樂家的成長軌跡及對世人的啟示。</p><p class="ql-block"> 珍貴的資料拉開往事回憶之帷幔——</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這就有必要首先全面地了解聶老。</p><p class="ql-block"> 聶敘倫，云南玉溪人，1909年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27年在昆明市職業(yè)學校商科畢業(yè)，早年即是一位愛國主義者。</p><p class="ql-block"> 受其弟聶耳的影響，他積極與進步人士往來。</p><p class="ql-block"> 在抗戰(zhàn)時期，他在緬甸任云南興文銀行仰光辦事處經(jīng)理時，便組織搶運經(jīng)緬甸入滇的物資，支援抗戰(zhàn)；1941年在仰光進步人士紀念魯迅逝世大會上任大會主席；日本侵緬時，資助楚圖南、李公樸等先生由緬返昆。</p><p class="ql-block"> 后調(diào)興文銀行桂林分行經(jīng)理時，他曾參與解救葉挺的工作；并與聶耳的入黨介紹人田漢一見如故；在大批進步文化人士云集桂林時，他經(jīng)濟資助進步文化人士組織的宣傳抗日的文藝活動。</p><p class="ql-block"> 楚圖南生前題贈聶敘倫的條幅“為人民鞠躬盡瘁，對革命無限忠誠”，是對其一生最好的概括與評價。</p><p class="ql-block"> 與此同時， 在聶敘倫的親屬中，鄭一齋是他的岳父。</p><p class="ql-block"> 據(jù)可查閱資料，有這樣一則軼事，可表明兩者間關(guān)系的親密程度，對進步事業(yè)的高度認同感。這件事是，鄭一齋“還曾寫信給當時在仰光工作的門婿聶敘倫要他替李先生回國時安排好旅費。待李公樸先生回滇時，聶果然為他安排了交通工具，并助以旅費?！?lt;/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鄭一齋（1891年---1942年）云南玉溪人，祖籍南京應天府。他是位愛國的工商業(yè)者，昆明大商號——景明號的經(jīng)理。他交友甚廣，多系進步人士。</p><p class="ql-block"> 1913年，他曾以第一名的成績考進師范學校國文科學習中國文學和歷史，畢業(yè)后因在校學習成績優(yōu)良，曾受聘昆明勸學所教書數(shù)年。此間，因為他已有5個孩子，僅靠教師微薄的收入，生活難以維持，就和老伴開了一家夫妻紙煙店，后經(jīng)營發(fā)達，才辭去教師工作專心經(jīng)商。后來，“景明號”還到上海設立辦事處，成了昆明的大商號之一。</p><p class="ql-block"> 鄭一齋為人很仗義疏財。他說：“我做生意完全是為了生活，不是為發(fā)財和享受。有了錢要會用，要用在社會福利事業(yè)上”。</p><p class="ql-block"> 在1936年時，救國會“七君子”（即沈鈞儒、鄒韜奮、沙千里、李公樸、王造時、章乃器和史良）突然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入了獄。</p><p class="ql-block"> 李公樸先生被捕后，他主辦的“生活書店”陷于困境，在缺乏資金面臨停業(yè)的旦夕，鄭易里（鄭一齋的胞弟）轉(zhuǎn)請鄭一齋出資一兩千塊大洋，將書店改組為“讀書生活出版社”。該社得以重振旗鼓，由艾思奇管編務，黃洛峰任經(jīng)理，鄭易里主管財務。</p><p class="ql-block"> “讀書生活出版社”在宣傳科學文化，宣揚馬列主義，在國統(tǒng)區(qū)占領文化陣地起了積極作用。</p><p class="ql-block"> 特別是在平、津、滬、寧相繼淪陷以后，全國文學、藝術(shù)、教育界人士紛紛來滇，在職業(yè)無著、國統(tǒng)區(qū)物價飛漲的情況下，云集昆明的許多人得到鄭一齋的支助。</p><p class="ql-block"> 那時候，云南需要做上層統(tǒng)戰(zhàn)工作，常由鄭一齋出面、出錢，提供適當場所，由他設便宴招待。</p><p class="ql-block"> 鄭一齋有兩處住宅，一處是在城里北門街北倉坡一號，另一處是在大觀樓附近。</p><p class="ql-block"> 北倉坡一號，這個地方，是隱蔽遇險同志的好處所。在舊社會黑暗統(tǒng)治的年月里，鄭一離能把自己府邸提供革命同志避難，不怕牽連自己，這是難能可貴的。</p><p class="ql-block"> <span style="font-size: 18px;">早在1927年，云南反動當局捕捉地下黨員最嚴重的時刻，鄭一齋就有過幫助受追捕同志們的事：有一天晚上，有四、五個同志跑到他家隱藏起來。后來，鄭一齋給他們換上老和尚的裝束，才安全轉(zhuǎn)移出了昆明。</span> </p><p class="ql-block"> 1941年，“皖南事變”后，昆明的地下省工委根據(jù)上級指示，要疏散一批同志出國。那時候工作在蔣管區(qū)的地下黨員工薪都不高，一時要籌集起出國的路費是很困難的。劉惠之〈易門縣人，建國后任全國鐵路水路運輸專門檢察院副檢察長、最高人民檢察院副秘書長〉多年來一直做鄭一齋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彼此感情很深。鄭一齋得知惠之要離開昆明，連忙送了旅費。這在當時要緊急疏散、經(jīng)濟上很困難時，這種無私的幫助是非常的難得。</p><p class="ql-block"> 關(guān)未然（黃河大合唱的作者，現(xiàn)任全國文協(xié)副主席），1942年從緬甸回到昆明后，一時找不到工作，生活困難，也得到鄭一齋的周濟。</p><p class="ql-block"> 1942年，許多革命同志都住過他家。對鄭一齋來說，各種風險都存在，他樂觀、熱情地接待了這一批同志，也可以看出在當時他的思想進步的境界了。后來得知，楚圖南先生（現(xiàn)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馮素陶先生，在戰(zhàn)爭后期在昆明成立民主同盟時，北倉坡一號也是民盟活動的場所 。</p><p class="ql-block"> 周培源(建國后任北京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在困難時也得到過鄭一齋的幫助。建國后，他曾特去找到鄭一齋的長子鄭瑞之，問及家中有何困難，他愿幫助云云，這是感謝抗戰(zhàn)期間鄭老先生相助之恩。</p><p class="ql-block"> 鄭易里是鄭一齋的胞弟。</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 鄭易里(左圖），原名鄭雨笙，1906年10月3日生于云南省玉溪縣。鄭一齋是他的二哥?！?lt;/p><p class="ql-block"> “五四”運動以后 新文化運動在知識界的蓬勃開展以及書本所展示的 新天地，使年輕的鄭易里更加感到封建宗法家庭的壓抑和苦悶。7個弟兄中，只有鄭易里一路讀書。1924年他考入 北京大學農(nóng)學院預科，并在同學 李鑫的介紹下加入了共產(chǎn)黨員 王德三領導的進步團體新滇社，接受了革命思想。</p><p class="ql-block"> 在 北洋政府的統(tǒng)治下，大學常常停課，一些有進步思想的教授和學生都先后跑到了當時的革命高潮中心廣州，而始終抱著“實業(yè)救國”思想的鄭易里卻在二哥鄭一齋的資助下，1927年東渡日本，到東京高等工業(yè)學校（后改名東京工業(yè)大學）學習紡織。</p><p class="ql-block"> 1928年濟南慘案使鄭易里實業(yè)救國的夢想破滅。他滿腔悲憤回到祖國，在上海參加了反日大同盟，并于同年12月由李子白介紹在云南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p><p class="ql-block"> 1930年8月，由于叛徒出賣，云南黨組織受到嚴重破壞，鄭易里輾轉(zhuǎn)到了上海，并常與艾思奇以及黃洛峰、 聶耳等思想進步的青年聚會。當時，剛剛從封建愚昧文化的桎梏下沖殺出來的中國青年，對西方哲學思想充滿了好奇和興趣，都市里卻橫行著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哲學和冒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在與好友的聚談中，鄭易里萌發(fā)了宣傳辯證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想法。20世紀30年代，他與好友一起翻譯出版了《新哲學大綱》、《資本論》和《自然辯證法》等馬列著作。</p><p class="ql-block"> 黃洛峰(右圖），原名黃塏，云南鶴慶縣人，1909年生，1927年5月加入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8月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同年底，黃洛峰到易門等地開展黨的工作，建立秘密黨團組織，領導開展農(nóng)民運動。1928年，他領導組建了安寧、易門、祿豐3縣特委，并任特委書記。他曾任昆明市團委書記，領導昆明市的青年和學生運動。 </p><p class="ql-block"> 1936年1月，他在艾思奇的幫助下，用黃洛峰的名字發(fā)表文章，并參與《讀書生活》雜志的編輯出版工作。</p><p class="ql-block"> 1937年1月，他與艾思奇、鄭易里等一起創(chuàng)辦了讀書出版社，任總經(jīng)理。在他主持下，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大量進步書籍，并有計劃地出版了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著作?！顿Y本論》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就在1938年由讀書出版社出版。在武漢期間，他除了肩負讀書出版社的工作外，還擔負為黨發(fā)行《群眾》周刊的任務，并從事向延安輸送革命干部的工作。</p><p class="ql-block"> 后來，黃洛峰到重慶。他是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員會(即文委)書店組的成員，負責全民通訊社與南方局文化組的聯(lián)絡工作。他曾負責過與中共云南省工委的聯(lián)絡工作。</p><p class="ql-block"> 抗戰(zhàn)勝利后，黃洛峰積極參加了重慶文化出版界反內(nèi)戰(zhàn)、反獨裁的愛國民主運動。</p><p class="ql-block"> 1948年10月，根據(jù)黨的指示，生活、新知、讀書三家書店在香港正式成立三聯(lián)書店總處，由黃洛峰任三聯(lián)書店臨時管理委員會主席。</p><p class="ql-block"> 通過與聶氏家族有密切關(guān)連的親朋好友，我們可以透視更多聶耳成長的肥沃土壤，也可以更深地了解這位“國之歌者”的不朽音樂家。</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