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奇人 徐定超（2）
九山湖畔，勝昔橋32號是遠近聞名的徐宅。
瑟瑟秋風中，瓦楞間的幾棵小草似乎在嘆息：人面不知何處，只有清風依舊。
曾經，這里有亭臺樓閣、小橋流水。
曾經,這里是辛亥革命時期，溫州軍政分府首任都督徐定超的居所。
現(xiàn)在徐氏第29世孫徐順帆還住在西首的廂房里。
一代諍諍諫官
說溫州的名門望族，不能不說一說永嘉楓林的徐氏一門。
這是一個延續(xù)了幾百年的望族。望族之首，當從徐定超說起。
徐定超字班侯，永嘉楓林人，人稱“永嘉先生”，清光緒九年中進士，歷任陜西、江西、山東道監(jiān)察御史、京畿道掌印御史、國史館協(xié)修，1911年任溫州軍政分府都督，1918年1月5日，徐定超攜夫人胡氏乘坐普濟輪從上海回溫州，在吳淞口普濟船被英國寶華公司輪船撞沉，夫妻兩人遇難。這是東甌航海史上最大的一次海禍，當時船上乘客有300多名，遇難海亡的人竟有200多。瑞安望族黃紹第的兒子黃曾枚，系當時瑞安軍政分府的軍政支部長，也歿于此次海難中。史料記載：輪船下沉時，由于徐定超的名望，船長幾次請徐定超夫婦上救生艇，均被徐拒絕，說自己年事已高，讓救生艇先救他人。
當時《甌海公報》登載一則遇難者中幸免生還的瑞安林文達詳敘目擊沉船經過的文章：徐班侯臨危不懼，他只力勸眾人勿慌亂，唯關心他人脫險，后夫婦兩人同沒于海浪中。
在生死攸關之際，徐定超把生的希望留給他人的高風亮節(jié)，當時令百姓唏噓不已。人們在黃浦江邊祭奠，雇多艘民船在出事點尋找遺體，均無著落。現(xiàn)在菰山的徐定超墳只是衣冠冢。
此后，徐氏后輩中，許多人不吃海鮮，以表對徐定超的至孝至敬。
據(jù)《徐氏宗譜》所記：徐氏始祖世居福建福州長溪葛洪山，五代時避閩主王曦亂，遷永嘉仙居鄉(xiāng)嶼北村。于1106年，八世祖公儀入贅到楓林柯門，柯氏因遭火災，家道中落。徐公儀夫婦在楓林崇尚公德，廣積產業(yè)，以詩書禮義傳家，代代生息繁衍，逐漸成為楓林一大戶，后人便有“楓林徐，巖頭金”之說。
徐定超祖父名思宮，思宮有五個兒子：存仁、存義、存禮、存智、存楷。徐定超是第四房存智的長子。在楓林徐氏祖祠“元益公祠”里，有一副對聯(lián)：繼祖先一脈真?zhèn)魑┳x惟耕，教子孫兩行正路克勤克儉。
“祖父的處世為人，重正義，愛國家，以醫(yī)術濟世，辦教育興國。臨危受命，愛鄉(xiāng)尤勝愛家，撥亂返安，建設嘉惠桑梓。我從事教育事業(yè)，皆受此遺訓的影響。”徐定超的嫡孫世界名人徐賢修此番言語，是對徐公一生最好的概括。
徐定超是清末一個諍諍諫官，1907年在任京畿道監(jiān)察御史時，曾彈劾貪官污吏多人，致使十來頂“花翎”落地。如黑龍江巡撫段芝貴，是北洋大臣袁世凱的親戚。該人為非作歹，百姓怨聲載道，徐定超不畏權勢堅決向朝廷參彈，結果使段芝貴受到黜免，為百姓除去一害。
在出任監(jiān)察御史時，他寫了數(shù)十篇奏議：有的為謀求社會變革，如《更定官制辦法十條折》；有的為捍衛(wèi)國家主權，如《興復滇省銅礦折》；有的為民伸冤，如《江皖待賑孔急，請暫緩秋操節(jié)省經費由》、《上海局董藉端苛斂列款糾察由》等，這些奏議針砭時弊，切中要害，為百姓謀利，對社會影響深遠，體現(xiàn)了一個諍諍諫官憂天下愛百姓的情懷。在楓林念祖橋東首的“御史祠”，門臺上有蔡元培先生留下的墨跡：“念祖樓臺高百丈，諫官祠宇壯千秋”。據(jù)說是蔡元培敬佩徐定超的為人而書。
1905年，英國人以貸款和派工程師為名，企圖侵奪我國鐵路權，袁世凱屈服于英方的壓力要出賣滬杭甬鐵路權，這引起各方人士的抗議。徐定超挺身而出，立即發(fā)動數(shù)人，聯(lián)名上書清廷，痛陳利害，他的《保浙江路權》奏折，說出廣大民眾肺腑言，受到當時江浙人士的喝彩。由于這場愛國拒款保路運動聲勢浩大，迫使清政府中止了這樁賣國行徑。
辛亥革命爆發(fā)，浙江宣布獨立，在新舊交替之際，溫州秩序一片混亂，百姓受饑受寒受擾亂。徐定超應溫州父老鄉(xiāng)親的要求，在離亂之秋危難之際受命，出任溫州軍政分府都督。他勵精圖治，選賢任能。主政其間，他頒布了一系列政令，如打擊奸商土匪、平抑米價以裕民食、普免當年國糧稅收、廢除滿清政府的“厘捐”等等。他的主政深得民心，使一方百姓能安居樂業(yè)，使辛亥革命成果得以鞏固，當時老百姓稱徐公“功德無量”。
早在徐定超任御史時，溫州知府王琛擅立名目，開征柑捐，引起民憤。當時二十里塘河岸邊，人流如潮，數(shù)千農民負鋤涌向府署，王琛越墻而逃。事后，為首張爾彥被拘留。徐定超得知此事，與當時在京為官的黃紹箕一起從中疏通，使張爾彥得以釋放，王琛被調離，柑捐獲免征。
1909年，徐定超受聘任浙江省兩級師范學堂校長（現(xiàn)杭州高級中學前身）他啟用曾留學日本的經亨頤為教務長（經亨頤曾是慈禧緝拿欽犯，后成為浙江省“五四”運動領導人、廣州中山大學校長）還聘用一批思想進步學者為教師，其中有魯迅、馬敘倫、夏丏尊、沈尹默、胡公冕等。在胡珠生編纂的《徐定超年譜簡編》中有這么一段話記錄當時的史實：“（徐）到校后所出布告均下署‘京畿道監(jiān)察御史兼浙江兩級師范學堂監(jiān)督’。命代學監(jiān)楊莘耜往紹興促周樹人（魯迅）回校任教生物……”。在經亨頤等同仁協(xié)助下，這所浙江省規(guī)模最大的新學校成為當時傳布進步思想，培養(yǎng)人才的重地。在《魯迅全集》中查有“徐班侯生日，赴祝之”之類記錄。
1905年，“溫處學務分處”由于受浙江布政使的阻撓，遲遲無立。徐定超與黃紹箕向京師學務大臣張伯熙、孫家鼐等進言，后才獲批準。為解楠溪弟子求學難，徐定超用自己俸祿積蓄，創(chuàng)辦楠溪高級小學，使山區(qū)百姓子女得以讀書機會，學校落成后，他特地撰寫《楠溪高等小學校碑記》，以諄諄言辭勉勵后輩勤學上進。
徐定超學醫(yī)，以他自己的話說是為了“衛(wèi)生命，起沉疴”救世濟民。他鄙視權貴，痛恨腐敗曾說：“不為良相，愿為良醫(yī)”，他把習醫(yī)與振興中華聯(lián)系在一起。因為徐定超醫(yī)學造詣深，1902年北京創(chuàng)辦京師醫(yī)學堂，他被聘為總教習，還被當時中醫(yī)界推為“京師神州醫(yī)藥會”會長。為發(fā)展祖國藥學事業(yè)，他向朝廷呈奏《中西醫(yī)派不同宜分辦學堂折》中指出“中醫(yī)多理想，西醫(yī)憑實驗；中醫(yī)重述古，西醫(yī)貴求新。各有獨到之外，各有思議之精微”“宜分辦學堂”，他的這些主張，在當時影響深遠。徐定超的《傷寒論講義》是浙南近代第一部有關《傷寒論》研究的古籍，被日本人推崇為中醫(yī)學的經典之作。1990年，徐定超孫徐賢修來溫探親時，獲得許蘭桿先生手抄本《永嘉先生傷寒論講義》，1991年在臺灣復印出版。
至今楓林人還記住上輩講述的徐定超重鄉(xiāng)情的故事：一次山民去溫州軍政分府找徐定超，他們衣衫襤褸，被門衛(wèi)擋住，幾鄉(xiāng)民就在門外大呼：“定超哥——定超哥”，徐定超聽到后親自到大門迎接楓林鄉(xiāng)親。以后，在大門外被門衛(wèi)擋住者，只要口呼“定超哥”，門衛(wèi)就會放他進去。
1912年，溫州、麗水一帶遭受臺風襲擊，甌江中浮尸成千，徐定超不顧自己年事已高，與從侄徐象嚴、三子徐象先在東門設救生局，救災民千余人。災后，他還多方集賑，使饑者得食，寒者得衣，病者得治，無家可歸者得住宿，老百姓稱他為“生佛”。
徐定超還留下許多傳序碑銘、散文、書信、詩聯(lián)。這些遺作多立面表現(xiàn)他作為浙南名士豐富的精神境界。如他的《詠烏桕》“家住楓林不見楓，晚秋信步閑庭中，此間好景無人識，烏桕經霜滿樹紅”。還有《重修大宗祠族譜序》等詩文，充分流露班侯愛家鄉(xiāng)、記祖訓、孝悌友愛之情。
徐定超常諭子女“勤儉耕讀四字為傳家之本”，他還提醒子嗣“州縣為親民之官，清、勤、慎三字其要箴也”。
三子不負父望
在楓林黃橋頭，有一木結構亭子，亭中橫梁上有黑底金字一匾，上書“孝子亭”三字。亭西首有一堵粉墻，墻上鑲嵌著青石碑，碑上刻字：“孝子徐象藩司馬紀念處”，落款是“公愚馬范敬題”。此亭原是供南來北往行人休憩，1918徐定超夫婦遇海難，其兒子徐象藩及房族中弟兄多次與英國寶華公司交涉，他們將徐班侯遇難經過印成文字，向各方呼吁，以英語書信的形式向招商局聲明：如還是置之不理將焚燒廣濟輪，以示報復。英方均不予理睬。1919年，徐氏族人在徐定超周年大祭后義憤難抑，家仇國恥齊涌象藩心頭，他帶領眾人沖向朔門招商局，擬用汽油焚燒廣濟輪。他先眾人上船，英輪船長持槍射擊，他中彈身亡，年僅46歲。這場悲劇的發(fā)生，當時政府無任何表示，唯有族人為紀念象藩，在黃橋頭亭中豎碑，并命其亭為“孝子亭”以紀念這位為報家仇國恨而死的義士。據(jù)悉現(xiàn)此亭毀于大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