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河道賢達錄》</b></h1><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記民國最高法院院長焦易堂</b></h1><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程黨會</b></div>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h3><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1、焦老簡介</b></h1><div style="text-align: left;"> 焦易堂，男，又名焦希孟，1879年生于陜西省武功縣河道鄉(xiāng)河大村南街， 清末秀才，是民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1950年10月20日在臺北病逝，享年72虛歲。生前他曾為很多的鄉(xiāng)親們辦過不少的好事和實事，深受廣大鄉(xiāng)親們的敬重和厚愛。 </div> 焦易堂先生不但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者之一，還是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宣傳者和倡導者；不但是中國法制理念的實踐者，也是中國現(xiàn)代法律制度的奠基者；不但是中醫(yī)學的傳承者，還是中西醫(yī)結合的首倡者；不但是大西北教育的推動者，還是西北農(nóng)林專科學校（即現(xiàn)在的西北農(nóng)林科技大學的前身）的創(chuàng)立者之一。 武功的焦易堂和三原的于右任號稱民國時期陜西的兩大名人，他們兩個不但同年出生，而且同為孫中山辛亥革命的先驅者，焦易堂曾擔任過中華民國政府的最高法院院長；于右任曾擔任過中華民國政府的審計院院長和監(jiān)察院院長等職務。<br><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2、中國同盟會</b></h1> 1894年11月24日孫中山在美國檀香山成立興中會，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建立合眾政府”的主張。揭開了中國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序幕。 1905年8月20日，在孫中山的倡議下，由孫中山創(chuàng)立的興中會以及黃興創(chuàng)立的華興會和蔡元培創(chuàng)立的光復會三會在日本一起組建了中國民主革命的新團體-中國同盟會，同盟會在推翻清政府、結束中國兩千多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同盟會的成立大會上孫中山被推舉為總理，大會還通過了孫中山起草的《中國同盟會宣言》，確認中國同盟會的政綱為孫中山所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chuàng)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綱領，該綱領后又被解釋為三民主義學說。<div><div><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3、陜西臨時分會</b></h1> 同盟會陜西分會是辛亥革命時期同盟會的分會組織。同盟會東京總部成立后，1906年，孫中山派陜西蒲城籍同盟會會員井勿幕回陜西發(fā)展組織。<br></div></div> <div> 他聯(lián)絡革命志士30多人，通過創(chuàng)辦學堂、書局、印刷廠和各種公開會社的方式，在陜西各地進行革命宣傳和擴展組織的活動。至1908年冬，井勿幕等在西安開元寺內(nèi)集會，成立同盟會陜西臨時分會。先后推舉李異材(仲特)、郭希仁等為會長。<br></div> 同年，井勿幕與景定成等商討了起事方略。決定以西北為根據(jù)地，秦晉聯(lián)合發(fā)動起義。把工作重點放在聯(lián)絡新軍和會黨力量上。陜西哥老會在新軍中有一支很龐大的組織系統(tǒng)，革命黨人決定深入到新軍中去。同盟會員錢鼎、張寶麟等在新軍中加入哥老會，在各標營開展聯(lián)絡工作，吸收哥老會成員加入同盟會。<br> 1910年7月9日，井勿幕、錢鼎、朱彝銘、常仲昭、張鈁等人與哥老會首領張云本、劉世杰、萬炳南、陳殿卿等在西安大雁塔舉行歃血儀式，結成三十六弟兄，奉行同盟會"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宗旨。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fā)后，錢鼎、張鈁、張云山、萬炳南、張鳳翙等率軍于10月22日在西安發(fā)動起義響應。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4、武功同盟會</b></h1> 1907年，陜西巡撫曹鴻勛勾結帝國主義，陰謀竊取西潼鐵路修建權，武功南仁鄉(xiāng)的有識之士張仲良，與一些革命黨人士一起四處奔走，發(fā)動西安、關中一帶高等學堂的師生紛紛進行宣傳和抵制，期間他遇到了革命黨人劉允丞，劉是他在三原縣清麓山正誼書院上學時的同學，經(jīng)劉的介紹他也加入了中國同盟會，并指示他盡快發(fā)展周邊縣區(qū)的革命志士參加革命，加入同盟會。之后他和其它革命黨人以西安慈云庵為秘密活動地點，并以行醫(yī)為名積極開展革命活動，后因泄密不得不連夜返回武功。<br> 1908年春省縣官吏在武功薛固、普集、南仁一帶以禁煙為名大肆進行敲詐勒索，凡是行了賄的人家地里的煙苗安然無恙，不行賄的人家不但煙苗被毀，而且還遭到了捆綁、罰款甚至吊打，鬧得群眾怨聲載道、人心惶惶，張仲良聞之當即趕往薛固鄉(xiāng)水渠村鼓動和支持鄭三善帶來群眾和他們展開斗爭，一天省上的禁煙委員黃秉濰和武功縣的知縣劉升愧一伙來到水渠村勒索，鄭三善帶來幾百名手持镢頭或鐵锨的群眾，突然將他們包圍起來齊聲喊打，人民群眾這突如其來的行動把這幫作惡多端的人一下子就嚇傻了，這時鄭三善挺身而出歷數(shù)了貪官污吏們以戒煙為名行搜刮之實的罪行，并給于了他們最嚴厲的警告，直嚇得黃劉兩位貪官面如土色，渾身打顫，然后就帶著他們的隨從灰溜溜地逃回了縣城，此舉大大鼓舞了人民群眾與貪官污吏斗爭的士氣，從此也拉開了武功近代革命史的序幕。<br> 1909年春張仲良參加了蒲城籍革命黨人井勿幕在涇陽柏氏花園水榭亭主持召開的革命黨會議，商討陜西革命的具體計劃，1909年夏正式成立了武功縣同盟會，這是武功近代史上的第一個革命黨人組織，張仲良擔任武功同盟會的主持人。張仲良又叫張師渠，武功南仁鄉(xiāng)南仁村人，清光緒年間稟生，秉性特異，生于1867年10月21日，歿于民國二十一年即1932年10月11日，享年65歲。受朱佛光先生反清進步思想的熏陶，放棄了投考舉人的機會，躊躇滿志，棄筆從戎。 <h1><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 style="color: inherit;">5、加入同盟會</b></div></h1><h3 style="text-align: center;"><div style="text-align: left;"><span style="color: inherit;"> 焦易堂幼年家貧，14歲即1893年才開始上學，1905年高中畢業(yè)考入位于北京的中國公學的大學部法律科學習，清宣統(tǒng)元年即1908年大專畢業(yè)。之后焦易堂又進入到陜西省自治研究所學習深造了一年，從而接受到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及其革命主張，為他以后跟隨孫中山先生鬧革命打下了良好的基礎。</span></div></h3> 因為他十分痛恨清朝政府的腐敗，所以他非常向往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事業(yè)，他曾遍游周秦漢唐勝跡，萌發(fā)復興民族之志，聞聽孫中山有提倡革命之事，屢欲前往追隨因故未果，1909年8月井勿幕來武功期間，與張仲良一道去走訪河道鄉(xiāng)河大村有革命志向且剛畢業(yè)不久的焦易堂，為避人耳目，他們把約會地點安排在了位于長寧鄉(xiāng)上莊崔家的焦易堂的舅父崔振元的家中，他們情趣相投、交談甚歡，一直在崔家就中國革命和前途之事促膝交談談了四五天的時間，期間經(jīng)井勿幕介紹，焦易堂加入了中國同盟會，成為中國同盟會的會員之一，也成為了孫中山的追隨者之一，并對孫中山先生出生入死、忠心耿耿。<br> 次年即1910年焦易堂，被推為武功縣勸學所所長。擔任縣勸學所所長期間，他常往返于各個鄉(xiāng)村，走鄉(xiāng)串戶地對廣大民眾進行演說，宣傳人民自治，提倡男女平等等新文化，勸導婦女放足,并鼓勵男人們盡早地剪掉發(fā)辮，他的所作所為受到了鄉(xiāng)親們的一致?lián)碜o。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6、接受任務</b></h1> 1895年至1911年期間孫中山曾策劃了多次的反清武裝起義，屢遭挫折而斗志彌堅。比較著名的是宣統(tǒng)三年(1911年)4月27日下午5時30分,黃興率120余名敢死隊員直撲兩廣總督署,發(fā)動了同盟會的第十次武裝起義—廣州起義， 其中72人的遺骸由潘達微收葬于廣州東郊紅花崗，潘達微把紅花崗改名為黃花崗,故又稱為“黃花崗起義”。<br> 廣州起義失敗后，同盟會布置會員們分頭行動、準備起義。井勿幕奉孫中山之命從廣東回陜，聯(lián)絡焦易堂、張仲良等革命同志，準備推翻清朝腐敗政府。并讓他們與上海同盟會隨時保持聯(lián)系，互通消息，還委任他兩迅速聯(lián)絡陜西西部革命同志之責，尋找合適的時機發(fā)動起義，當時所聯(lián)絡到的同志有數(shù)十人之多，同志中有后來為革命犧牲的本縣稟生李向榮、扶風生員王誠齋等。<div><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7、保路運動</b></h1> 1910年(宣統(tǒng)二年)，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逼清政府訂立借款修路合同。1911年5月9日，清政府為了向四國銀行團借款用來鎮(zhèn)壓革命，在郵傳大臣盛宣懷的策動下，宣布"鐵路國有"政策，將已歸商辦的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四川修筑鐵路的股東，不僅來自紳士、商人、地主，還有農(nóng)民，而且農(nóng)民購買的股份占很大比例。<br></div> 清政府頒布 "鐵路國有"政策以后，收回了路權，但沒有退還補償先前民間資本的投入，因此招致了四川各階層，尤其是廣大城鄉(xiāng)勞動人民的反對，從而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數(shù)十萬人罷市請愿，清政府不但不解決問題反倒出兵鎮(zhèn)壓，大肆屠殺保路人士，這種強奪人民利益不惜喪失國家主權的賣國行為，使全國人民徹底看清了清政府賣國求榮的本質。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8、辛亥革命</b></h1> 1911年10月10日（農(nóng)歷八月十九日），中國同盟會利用新軍和會黨的力量，發(fā)動和領導了著名的武昌新軍起義，占領了武漢，組建了軍政府，得到了各省的紛紛響應，導致了清朝專制統(tǒng)治的快速覆滅，這就是著名的武昌起義，因為這一年正值農(nóng)歷辛亥年，所以又也叫“辛亥革命”。<br> 各地的立憲派盡管在思想和政治主張上都與革命派有著重大的分歧，但因在立憲、路權問題上對清政府非常不滿，所以在革命進行到高潮的時候他們也加入到了反清的陣營，還有一些舊官僚軍閥眼看清朝已經(jīng)大勢已去，也就渾水摸魚地加入到了反清的陣營，這幾股勢力的加入雖然加速了清朝的滅亡，但也使革命陣營魚目混雜，為以后的中國革命埋下了不少的隱患，導致了后來為了權力爭奪而摩擦不斷。<br> <h1><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 style="color: inherit;">9、西安反正</b></div></h1><h3 style="text-align: center;"><div style="text-align: left;"><span style="color: inherit;"> 接到井勿幕布置的任務以后，焦易堂與武功同盟會的主持人張仲良以及會員尚明岐、李向榮等革命志士，他們四人一起帶領全縣人民開展各種各樣的反清運動。因為清朝官府對人民群眾的管控很嚴，所以革命只能極為秘密地進行，稍有不慎就可能會有殺頭之禍，基于這種情況，武功同盟會就以尚明岐家在縣城所開的“新興尚”京貨鋪作為活動的據(jù)點，他們四人經(jīng)常在這里秘密開會，商討和部署本縣的反清工作，活動經(jīng)費常由京貨鋪獨家贊助。</span></div></h3> 后來他們又聯(lián)絡了武功、扶風等縣數(shù)十名革命之士，來到西安與郭希仁、曹印侯、張淵、南兆豐、南南軒等籌商起義。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fā)。1911年10月22日農(nóng)歷九月初一，焦易堂等同盟會員聯(lián)合哥老會及其掌握的新軍等組織一起發(fā)動了西安起義，也叫新軍起義，還叫西安光復或西安反正。10月25日軍政府正式成立，宣布陜西獨立，張鳳翙擔任了秦隴復漢軍的大統(tǒng)領，焦易堂隨機參加了新軍并在大統(tǒng)領行營里擔任記室參軍，參加抗擊清軍殘余的戰(zhàn)斗，為陜西新政權出謀劃策，大統(tǒng)領張鳳翙隨即還向轄區(qū)各縣散發(fā)了安民告示，警告各縣官府認清形勢，迅速接受反正，力爭實現(xiàn)各縣的和平光復，告示頒發(fā)后各州縣紛紛響應。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10、武功反正</b></h1> 1911年10月23日受張鳳翙的指示，焦易堂隨機選派了剛剛參加完西安起義的兩位革命青年回武功，宣傳革命，組織民眾，收復武功。他們是正在西安陸軍小學堂上學的張丙寅和正在西安陸軍中學堂上學的郭仁甫。回到武功后，他倆迅速和武功同盟會負責人張仲良取得了聯(lián)系，共同謀劃收復武功縣城的具體事宜，積極開展武功縣官府的瓦解工作。<br> 首先說服了武功哥老會的負責人，同時也是武功縣府的三班總管馬逵，然后再通過馬逵去說服武功縣的知縣易國勛和師爺寇某，因各地反清浪潮的不斷興起，特別是西安已經(jīng)被武裝反正，加之武功縣境內(nèi)沒有維持統(tǒng)治的清朝軍隊，所以他們很快就認清了形勢，于1911年10月28號左右接受了反正，武功縣城就這么沒動一刀一槍地和平光復了。<br> 武功縣城光復后，原清朝官吏繼續(xù)留任，各行各業(yè)照常營業(yè)，街上秩序十分良好，街道上的各家各戶和所有門面包括縣府衙門都掛上了寫有“興漢滅滿”的白布或紅布旗幟，表示支持革命。當天焦易堂和張仲良就去西安給軍政府報喜去了。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作者簡介</b></h1> 程黨會，男，武功河道人，1963年生，1984畢業(yè)于陜師大，中學高級教師，先后在漢中、武功、河南、北京、西安、楊凌等九所中學任教。<br> 電話 13060394871 <br> 微信 cdh13060394871 <br> QQ 3610334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