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strong> </strong>謝立全(1917—1973)，江西興國樟木鄉(xiāng)人。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nóng)紅軍，經(jīng)歷了二萬五千里長征，是美國作家斯諾《紅星照耀中國》(譯本為《西行漫記》)封面照片“抗戰(zhàn)之聲”的紅軍號手。1945年受黨中央派遣到廣東指導抗日游擊戰(zhàn)爭，曾任廣東人民抗日解放軍參謀長、代司令員等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學院院長。</h3></br><h3> <h3>謝立全將軍</h3></br><strong><strong>嘹亮的號聲——這張照片見證</strong></strong><strong><strong>偉大的抗日戰(zhàn)爭</strong></strong><h3>1936年6月，美國著名作家、新聞記者埃德加·斯諾在陜北采訪中，于紅軍西征總部駐地——寧夏豫旺堡拍攝了一幅照片，定格了一位紅軍戰(zhàn)士頭戴八角帽、腰挎手槍、手舉軍號，迎著朝陽、吹奏前進號角的畫面。這幅名為“抗戰(zhàn)之聲”的照片，最早是放在《紅星照耀中國》一書里，后來成了《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的封面，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的偉大見證物品。</h3></br><h3> <h3>《抗戰(zhàn)之聲》? 埃德加·斯諾攝</h3></br><h3>1937年10月，《紅星照耀中國》在英國倫敦出版，接著在美國翻印。不久，又相繼被譯成多種文字出版，一時間聞名遐邇。1938年2月，該書中譯本在上海問世，易名為《西行漫記》。中譯本與原著的不同之處是增加了原著出版時不便發(fā)表的大量照片。新中國成立后，在新版的《西行漫記》中，“抗戰(zhàn)之聲”被用作中譯本的封面和書中的首幅照片，那位英姿勃發(fā)的“號手”——足以代表紅星照耀下的中國年輕、奮發(fā)、不屈的形象，成為一段歷史和一個時代的象征，為世人所矚目。</h3></br><h3> <h3>《西行漫記》封面</h3></br><h3>在許多年里，不少曾被斯諾攝入鏡頭的紅軍老戰(zhàn)士先后著文，講述那些照片拍攝的經(jīng)過。但唯獨“抗戰(zhàn)之聲”這一張幾乎是家喻戶曉、盡人皆知的照片，仍然靜靜地保持著沉默。那位“號手”究竟是誰，一直成為縈繞在讀者心頭的不解之謎。</h3></br><strong><strong><strong>低調(diào)的“號手”</strong>——塵封60年后</strong></strong><h3><strong><strong>公眾</strong></strong><strong><strong>才知是他</strong></strong></h3></br><h3>1972年2月，埃德加·斯諾在瑞士日內(nèi)瓦病逝，《人民畫報》刊發(fā)毛澤東主席為悼念斯諾發(fā)的唁電時，為了懷念這位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用了4個整版配發(fā)了斯諾拍攝的不少照片，其中就有“抗戰(zhàn)之聲”。</h3></br><h3>當時在北京出席海軍常委擴大會議的謝立全將軍看了《人民畫報》后，提筆給妻子蘇凝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在京西賓館買了5月份《人民畫報》，那個吹‘抗戰(zhàn)之聲’（的人）是我，這可以肯定，不會張冠李戴的?；貞洰敃r我不是號兵，我是一軍團教導營的總支書記……。斯諾看我健壯，衣冠比較整齊，又是背了手槍的干部，把我拉去照相的。”在信的末尾，謝立全將軍寫道：“這事是偶然來的。這張相片登載是歷史的產(chǎn)物，你我知道就行了?？傊?，‘人怕出名豬怕肥’，如果不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就要跌跤子的?！碧K凝尊重了丈夫的愿望，把這秘密埋在心底。</h3></br><h3>1973年，重病中的謝立全將軍覺得是時候讓孩子們知道這件事了。于是，他請有關同志與存放底片的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聯(lián)系，洗了幾張照片，分別贈給5個子女作為永久的紀念。同年10月，謝立全在北京逝世，家人將這張照片嵌于其骨灰盒上，永遠陪伴著將軍的英靈。</h3></br><h3> <h3>2015年紀念抗戰(zhàn)勝利70周年時，斯諾的后人——侄女謝里爾·比紹夫(左)應邀參加了北京閱兵式的觀禮活動。在政協(xié)中山市委員會的牽線下，斯諾后人與照片“抗戰(zhàn)之聲”主人公謝立全將軍的兒子謝小朋見面。一本舊版《西行漫記》成了謝里爾·比紹他們的“接頭”聯(lián)絡珍品。</h3></br><h3>而對于公眾來說，知道那位著名的“號手”是謝立全，時間則要推遲到1996年。時逢中央電視臺軍事部攝制組的人員為籌拍一部紀念長征勝利60周年的專題片，重走長征路，在江西興國發(fā)現(xiàn)了《抗戰(zhàn)之聲》這幅照片及謝立全生前給妻子蘇凝寫的信的影印件，即通過與海軍有關部門聯(lián)系。這個被謝立全悉心珍藏了36年、又被他的家人埋藏了整整24年的秘密終于大白天下。</h3></br><strong><strong>抗戰(zhàn)期奉命到廣東珠江地區(qū)</strong></strong><strong><strong>指導游擊戰(zhàn)爭</strong></strong><h3>1940年，中共中央派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大隊政治委員謝立全參與組建珠江三角洲抗日武裝。當年6月，中共南（海）番（禺）中（山）順（德）中心縣委成立，統(tǒng)一領導南番中順地區(qū)黨組織和抗日武裝。8月，廣東省委將謝立全分配到中心縣委，負責軍事工作。謝立全先后擔任廣東南番中順游擊區(qū)指揮部副指揮、廣州市郊游擊第2支隊副司令員、珠江縱隊副司令員、中區(qū)抗縱隊副司令員、廣東人民抗日解放軍參謀長、代理司令員等職，率部同日軍共進行了140多次的戰(zhàn)斗，對開辟五桂山抗日根據(jù)地作出了重要貢獻。</h3></br><h3> <h3>抗戰(zhàn)時期謝立全（左一）和3位戰(zhàn)友的合影。</h3></br><h3>1941年開春，謝立全來到五桂山考察，發(fā)現(xiàn)這里雖然沒有深山密林，但有群眾基礎和一定的武裝，是中山建設敵后抗日根據(jù)地的最佳選擇。在他的倡議下，當年9月，南番中順中心縣委決定開辟五桂山抗日根據(jù)地，并將部隊拉到黃圃石軍村。12月，軍事會議召開，派木艇從石軍村運部隊到合水口攻打崖口。在打散一個日偽軍中隊后，謝立全派歐初等人帶部隊進入五桂山石門村，開辟五桂山抗日根據(jù)地。1942年5月，中山抗日游擊大隊成立，標志著五桂山抗日根據(jù)地成立。<br></br></h3></br><h3> <h3>南番中順游擊區(qū)指揮部舊址，位于今中山市南朗鎮(zhèn)。1943年指揮部領導林鏘云、羅范群、謝立全、劉田夫等都曾住過此處。指揮部領導多次在此研究作戰(zhàn)部署。</h3></br><h3>1943年秋天，由于五桂山抗日根據(jù)地發(fā)展迅猛，南番中順游擊區(qū)指揮部移來五桂山。1944年春節(jié)前，日軍派出日偽軍8000余人，分成十路掃蕩五桂山，而當時五桂山上面的我武裝力量就1000多人。謝立全擔任了這場戰(zhàn)役指揮，他決定在戰(zhàn)術上攻其一路，其他路線則用麻雀戰(zhàn)拖住敵人。年初七，日軍進山，在五桂山牛扒石（現(xiàn)逍遙谷附近），謝立全率部隊第一次打退敵人，后來又組織民兵和游擊隊三人一組，半小時點燃一次汽油罐，驚嚇敵人，并趁日軍傾巢出動時攻打敵人總部。由于戰(zhàn)術得當，本打算一個月掃蕩五桂山的日軍在5天后就全線撤退。當時化名為陳明光的謝立全指揮戰(zhàn)斗屢屢獲勝，他在中山有個外號叫“胡須陳”，日偽軍聽到這個名字就聞風喪膽。<br></br></h3></br><h3>謝立全之子謝小朋近年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回憶，“我父親生前常說，在廣東打游擊是他一生中最自豪的事情，而他晚年也一直在廣東養(yǎng)病?！彼?jīng)常和子女念叨廣東抗日游擊的日子，講述在中山開辟五桂山抗日根據(jù)地時發(fā)生的一些感人故事。“他最常說的事就是他在中山打游擊時，有一段時間眼睛‘壞了’，當?shù)匕傩仗峁┝藘蓚€土方，一個是大公雞血，一個是年輕母親的初乳，后來我父親的眼睛真就這么治好了?！?lt;/h3></br><h3>1946年6月，謝立全參加了東江縱隊主力及包括珠江縱隊等部分骨干北撤山東。</h3></br><h3> <h3>縱北撤后部分官兵轉(zhuǎn)到空軍和海軍。圖為謝立全(前右一)。<br></br></h3></br><h3>紅軍“號手”吹響“抗戰(zhàn)之聲”英武挺拔的形象成為永恒瞬間，“號手”謝立全將軍戰(zhàn)功卓著，他淡泊名利、謙虛謹慎的高尚情操深受人們的敬仰和懷念。</h3></br><h3> <h3>謝立全將軍紀念雕塑</h3></br><h3> <h3><font color="#010101"><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oukGCewWBLw8QmfPcflIgQ" >查看原文</a> 原文轉(zhuǎn)載自微信公眾號,著作權歸作者所有</font></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