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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p class="ql-block"> <span style="color:rgb(1, 1, 1);"> </span><b style="color:rgb(237, 35, 8); font-size:22px;">1974年我參加了周總理</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237, 35, 8);"> 最后一次主持的盛大國宴</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color:rgb(1, 1, 1);"> </b></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張崇發(fā)</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1974年9月30日，敬愛的周總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主持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國宴。事前，我接到周總理為我發(fā)的《請柬》。</p> <p> </p><p> </p><p> 那時，我是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直接領導的、為“軍委六人小組”服務的一個小班子的負責人之一，小班子共有30多名工作人員，副總參謀長胡煒將軍是小班子總牽頭人。我們的辦公地在三座門。9月30日，胡煒將軍和我，都應周總理之邀，榮幸地參加了這次盛大國宴，有幸聆聽了周總理那富有感染力的淮安鄉(xiāng)音。</p> <h3> 三座門(原軍委小班子辦公地)</h3> <p> </p><p><br></p><p> 第二天，全國所有報紙都在頭版頭條報道周總理主持的國慶25周年盛大招待會，參加招待會的國內外來賓名單全部見報。我的名字出現(xiàn)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各總部、、軍種、兵種、北京部隊、北京衛(wèi)戍區(qū)負責人”的序列里。</p> <p> </p><p> 那時候，普通老百姓并不知道，那天周總理是從醫(yī)院病房里走出來的。當時，周總理身患重病，身體虛弱，但卻邁著矯健的大步，儀表堂堂地走入宴會大廳，一派大國總理的風范。周總理一露面，宴會大廳掌聲雷動，人們都期盼著看到他，都期盼著聽到他那可親的聲音?，F(xiàn)在，他終于出現(xiàn)在人們的面前，誰也控制不住自己激動的情緒。尤其是象我這樣一個農家子弟，能在人民大會堂這個國家領導人議事的地方，親眼看到總理，那是何等的自豪！</p><p> 當時，我坐在二區(qū)第220桌，與毛主席的女兒李敏在同一桌。周總理發(fā)表講話的時候，我們這一桌的人，和周圍其它桌的人一樣，通通站了起來，全神貫注地注視著主席臺上的總理，一字一句地聆聽著他的每一句話。我們不斷地鼓掌，為他所作的莊重承諾而歡呼。</p><p> 宴會開始了，我無心去吃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我眼睛直盯盯地看著周總理，他手端酒杯，不停地走來走去，為國內外的重要來賓，一個又一個依次敬酒。作為大國的總理，他總是不失時機地利用每一次機會，開展外交攻勢，團結一切國際友人，團結一切支持國家建設的民主人士。他的酒杯，他的笑容，他的問候，是那樣的具有魅力，以致我們的敵人也不得不折服。</p> <h3>1974年9月30日，在國慶招待會上，周總理講話實況(彩色)</h3> <p> </p><p> 1974年，周總理雖然身患重病，但強忍著病痛，仍然堅持工作。那一年，我們小班子曾親自處理過周總理批給我們的函件。我本人親眼見過周總理一件又一件的批示，親身見證了他日理萬機、一絲不茍，以身作則的偉人工作作風。</p><p> 那一年的4月３日，北京各大報紙都在頭版頭條刊登了毛主席接見外賓的大幅照片。北京軍區(qū)后勤部招待所接到當日的《解放軍報》后，發(fā)現(xiàn)有８張報紙的２、３版是白頁，一個字也沒印上。他們便將這８張報紙寄給了黨中央，并寫了一封信，對《解放軍報》發(fā)生的問題表示強烈不滿。周總理看了這封群眾來信后立即做出批示：“要查清事故的性質和責任?！倍鄥s批示：“查清這起嚴重的政治事故?！?lt;/p><p> 那時，中央領導的批辦件（包括江青的）都是先批給“軍委六人小組”，再轉我們。對中央和軍委領導的批辦件，我們一般的處理原則是：先派工作人員去發(fā)生問題的單位搞調查，然后向我們四人領導小組口頭匯報。集體研究形成基本共識后，由胡煒作指示，決定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初期階段，我們牽頭人一般不去現(xiàn)場。</p><p> 但對于周總理這個批辦件，我們格外重視，認為信中反映的情況可能比較復雜。胡煒同志要求我同他，一起親自到現(xiàn)場。胡煒同志說，他在陜西參加“三支兩軍”工作，執(zhí)行過周總理多次指示，并多次當面向周總理匯報過工作。深知周總理對調查工作的要求非常嚴格。</p><p> 于是，接到批辦件的第二天（4月14日），我們便來到《解放軍報》印刷廠。工廠里條件比較差，隆隆作響的輪轉機噪音很大，紙屑彌漫在空氣中，油墨很嗆人。54歲的胡煒老首長全然不顧這些。他來回在印刷車間巡查，仔細查看了印報的全過程，并和當班工人、車間領導談了話，初步了解了一些情況?；氐睫k公室，胡煒認為要徹底查清問題，必須依靠解放軍報自己的力量。于是，4月16日，由我親自向解放軍報黨委及印刷廠黨委傳達了周總理及江青的兩個批示，并同報社黨委研究成立了調查組，以軍報為主，我們派人配合調查。</p> <p> </p><p> 為了切實弄清事情真相，胡煒要求我和工作人員，在調查中一定實事求是，不要被“嚴重政治事故”幾個字束縛住，不要先入為主搞調查。要深入到印刷廠，讓當班工人認真回憶印報經過。遵照胡煒同志的指示，我又帶領工作人員，到人民日報印刷廠走訪了老工人，請教了相關技術細節(jié)和操作程序。最后，在反復聽取匯報、反復研究之后，我們認定：這件事不是政治事故，而是責任事故，是當班工人在印刷機高速運轉時，按操作程序往外掐報時漏掐了一沓，從而讓這８份白頁報夾在好報紙中，流出了印刷廠，通過郵局又投遞到了讀者手中。</p><p> 《解放軍報》黨委同意我們的調查結論。</p><p> 報告送到周總理那里后，葉副主席向我們轉達過來自周總理的辦公室的電話，說“周總理對你們的調查很滿意。”</p><p> 聽到周總理表揚我們，當時我和胡煒同志心里非常高興。周總理對我們工作的肯定，就是對我們的最高獎賞，也是對我們的激勵和鞭策。</p> <p> </p><p> 那一年的5月19日，《解放軍報》又發(fā)生了一起事故。當天報紙頭版登載了毛主席接見外賓的照片，二版與毛主席照片相對應的位置，登了起義將領盧漢逝世的遺照。透著光從入二版看頭版, 二版上印的遺像黑框正好套在毛主席那張照片上?？吹竭@樣的報紙，部隊有人給周總理寫信，認為這是一起“極其嚴重的政治事件”。周總理和葉副主席，還有江青，作出批示讓我們調查。當時，我們稱這次事故為“重影事故”。</p><p> 這件事再一次震動了報社，社領導和有關當事人壓力很大，認為將有大禍臨頭。</p><p> 為了落實周總理和葉副主席的批示，胡煒同志讓我又一次帶著工作人員司增山來到軍報。我們協(xié)同報社領導，發(fā)動群眾，提供線索，分析原因，并組織專門調查組進行詳細調查。我們調查了當日的版面責編、總編室負責編排和審閱大樣的報社領導，發(fā)現(xiàn)每版的責編只管本版的事，不大考慮本版和其他版面的關聯(lián)。由于這樣的事過去從未發(fā)生過，負責編排和看大樣的同志，也沒有注意到重影的事。這應該說是工作中的疏漏。</p><p> 調查結束后，胡煒和我研究后一致認為，這起事故和前不久發(fā)生的“白頁報事故”，性質是一樣的，都是在報社制度廢弛，紀律松懈的情況下出現(xiàn)的責任事故，沒有什么政治性因素。便讓司增山同志把“白頁報事故”和“重影事故”合在一起，實事求是地起草一份《調查報告》。</p><p> 我們四人領導小組成員分頭審閱《調查報告》草稿時，另一名成員徐xx認為：江青同志很了解軍報的情況，她在“批示”中已經把軍報的事故定性為“嚴重的政治事故”，我們的調查報告應當按江青“批示”的口徑去寫。</p><p> 考慮到徐xx當時的特殊身份（徐當時還是釣魚臺“中央七人小組”領導下的一個小班子的負責人），胡煒同志把徐從釣魚臺請過來，由胡煒和我一塊兒向徐詳細介紹了調查經過。胡煒反復向徐說明：周總理的批示很客觀，我們的調查工作就是嚴格按照周總理的思路進行的。通過調查，“白頁報事故”的確是責任事故，我們同軍報領導和相關人員交換意見時，大家都能接受這個調查結論。如果定為“政治事故”或“嚴重的政治事故”，一旦中央領導同意了我們的調查結論，軍報領導及一些工作人員就可能遭批判、受處分。我們的《調查報告》只有實事求是，才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我們既要為中央領導同志負責，也要為軍報的同志們負責。</p><p> 至于“重影事故”，胡煒同志直率地告訴徐xx：嚴格地講，這件事連“事故”也不應當算。因為報紙的夜班編輯各管一塊版，從不過問其他版面的情況。整張報紙印出來后，看報人用“透視”的方式看一、二版。如果不用這種獨特的方式看報，誰能看出軍報當日發(fā)生了這樣一件事？因此，不宜追究任何人的責任。 </p><p> 聽了胡煒介紹情況后，徐xx不再堅持要按江青的“批示”修改《調查報告》，但表示要“保留意見”。于是，我們就沒有大改這份《調查報告》，定稿后便上報給周總理和葉副主席、江青及”軍委六人小組”。</p> <p> </p><p> 令人欣慰的是， 那一年我們按照周總理的批示所作的調查、所下的結論，經住了時間的檢驗，31年后竟得到了《解放軍報》當事人的夸贊。周總理在天堂聽到這個消息，一定非常的高興。</p><p> 事情是這樣的：2005年8月24日，《解放軍報》當年的值班編輯鄭宗群同志在《解放軍報》發(fā)表了一篇題為《軍報版面上的一起離奇“事件”》的文章。在文章中，鄭宗群寫道：1974年5月19日，“軍報發(fā)行后，竟出了一個在當時可以說是‘極其嚴重’的‘政治事件’：只要對著光源從一版‘透視’背面的二版，便可看到盧漢先生遺像的黑框正好套落在一版毛主席接見外賓的照片上?！边@件事，軍委辦事組（鄭文誤寫，應為軍委辦公廳）派人進行了調查，但“后來沒被‘追究’，我們幾個上夜班的新老編輯，都感到是‘不了了之’的結局，我也慶幸自己躲過了一‘劫’?！编嵶谌哼€寫道：軍委辦事組那位“40歲上下、高個子”的調查人員，臨走時笑著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話也沒說。鄭在文章中留露了對軍委辦公廳調查人員的感激之情。</p><p> 看到這篇文章，胡煒將軍的夫人給我打電話，讓我轉告文章中提到的那個“高個子”，說軍報表揚他了。并問“高個子”是哪一位？</p><p> </p> <h3>自左至右：張崇發(fā)(本文作者)、胡煒、胡煒將軍夫人吳旸(國家外文局原《中國文學》出版社副總編)</h3> <p> </p><p> 當時，負責到軍報跑情況的只有兩個人，都是高個子，我也記不清是他們當中的哪一個了，便給谷炳喜同志（原空軍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打電話，問是不是他。年已64歲的谷炳喜同志接完我的電話，找到軍報認真閱讀后，思考了一夜，笫二天給我回電話說：“我當時穿空軍服裝，年僅33歲，不是我，應當是司增山同志?！?lt;/p> <h3> 谷炳喜(原空軍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h3> <p> </p><p> 我?guī)捉浿苷郏业剿驹錾酵荆ㄔ娢こ瘫尾恐魅危┌亚闆r做了進一步核實。司增山同志對這件事印象很深。他說：鄭宗群同志在文章中敘述“高個子”的調查過程、舉止言談，是符合當時情況的。那一年，胡煒老首長和你多次指示我們：下基層搞調查，一定要做到盡量了解全過程，看本質不要看現(xiàn)象，做結論要實事求是。另外，小班子還規(guī)定，下去搞調查不準表態(tài)。因此我調查這件事時，就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進行。我從不給當事人施加壓力，怕他太緊張出意外?；氐饺T給你們匯報后，胡副司令認為沒什么大事，不能定政治事件。這樣，震動軍報的“重大事故”才沒有被“追究”，鄭宗群同志才躲過了一“劫”。</p> <h3> 司增山(原總參工程兵部政治部主任)</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