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8px;">認真答題。</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一九六四年初秋，風里還帶著夏末的余溫，心境中一股失意的涼風吹過，十四歲的我竟站在了人生的岔路口。那年，高小畢業(yè)的心情稍稍放松，不久，又被中學落榜的消息澆得透涼，站在那兒，不知往后的路該往哪兒走。</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我正在村里讀初小。家庭生活的拮據(jù)看在眼里，急在心頭，生活的壓力悄悄在心頭積攢。再看看身邊有些同齡孩子早早輟學，為了生活四處奔波，心里也忍不住有些動搖，便時不時冒出不想上學、甚至想出門要飯糊口的念頭。正是由于這份懈怠，終究影響了學業(yè)，落榜雖然遺憾，倒也在意料之中。</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自然災害的日子慢慢熬過去了，生活慢慢好起來，可落榜的打擊又緊跟著襲來，心中充滿了失意、彷徨。</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在家待著的日子，我跟著大人們下地干活。由于年紀小，力氣薄，只能做些拾麥穗、撒化肥、拔草、打茬子(方言zhàzi)這些輕活，掙到的工分自然少得可憐。每日看著田埂上的日升日落，心里總感覺空落落的，說不清是不甘，還是迷茫。</span></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約莫十月中旬，秋意漸濃的時候，村中來了郵遞員，把一封精致的信送到我家。接過那封薄薄的信封，說不上是驚喜還是感動，兩手顫抖著拆開信封，竟是邊河公社農業(yè)中學的入學通知書！壓抑許久的欣喜瞬間涌了上來，淚水在眼眶里打轉，落榜的失落感瞬間消失，求學的路又展現(xiàn)在眼前。很快，我便和同村趙宗英同學一同到學校報到，成了農業(yè)中學第一級學生。學校起初設在田旺村南的一處小學里，我們農中的學生，就占用了兩間閑置的舊教室。學校只開設了一個班，第一任校長是公社下派的張敦峰先生，后任校長是北劉村的常來潤、坡子村的張景恕。教師有袁紹芬、徐公平、孫道善、孫樹芳(后隨軍)、刁永德等幾位老師，他們待人溫和，講課認真細致。</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這所學校雖然叫“農業(yè)中學”，教學安排卻和正規(guī)中學一樣，只是培養(yǎng)目標更貼合鄉(xiāng)村實際——教材除了語文、數(shù)學這些基礎課本外，還有農作物種植、農具使用等農業(yè)基礎知識，透著濃濃的鄉(xiāng)土氣息。不久，學校便搬到了淄博市臨淄區(qū)邊河公社轄區(qū)內——淄江路劉征段以東、淄河西岸的邊河公社林場。這里也是生產隊培育地瓜苗時取沙的主要場地。學校離公路大約0、5公里，去學校要走百余米的下坡路，校舍就坐落在坡道盡頭的路南。一排六間的北屋用作教室和教職工宿舍，西屋是教職工食堂，食堂也給學生熘干糧、燒開水；一排南屋是教師的辦公室?！癠"字形校園的開口朝東，那里既是學校操場，也是進出學校的必經之路。南邊還有一排房子是存放防洪物資和生產工具的庫房；西邊有兩排東西向排列的豬圈，豬圈以北是飼養(yǎng)人員的宿舍，方便日常管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搬到新校址后，終于有了屬于自己的教學基地和吃住、上課的地方。</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新校舍周圍是成片的樹林，學習安靜，空氣清新，無人打攏，上課的鈴聲在林間回蕩，格外清脆。老師們依舊兢兢業(yè)業(yè)，我們這些重拾求學機會的孩子，也格外珍惜這份不易。課堂上認真聽講，課后要么埋頭啃書，要么跟著老師和林場工人在試驗田里學習耕種、剪枝、培土、嫁接，給小豬仔打針防疫等活動。記得還幫助北劉征村栽過地瓜，小隊長常來庚人長得壯實，一人挑著兩擔水健步如飛的樣子，我到現(xiàn)在還記得清清楚楚。那段學校生活過得充實有趣，教學與生活都漸漸步入了正軌。</span></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8px;">水庫決堤，淄河水翻著浪頭一路向北。</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搬到新校址后，由于學校沒設學生食堂，每周日回家，我都要背一大包袱疊的方方正正的煎餅回學校。這煎餅是母親早就用鏊子烙好的煎餅卷子，里面撤著芝麻鹽，咬一口酥脆咸香，吃一星期不壞。背著十幾斤重的煎餅卷和一罐頭瓶咸菜，我得走十里路趕到學校。住宿地點被安排在離校不遠的北劉征村常立傳家中，每晚就睡在鋪著草席和被褥的地鋪上，夜深人靜時，時常憧憬著美好的未來，心中充滿了溫馨和力量。</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1966年7月的一天清晨，我們剛走出老鄉(xiāng)家的院門，就聽見學校方向傳來一陣轟隆隆的巨響，沉悶又震耳。等匆匆跑到學校一看，眼前的景象讓人大驚失色：原來是淄河突發(fā)大水，河道內混濁的洪水翻著浪頭，發(fā)出陣陣轟嗚，像一頭發(fā)瘋的野獸，咆哮著毫無阻攔的一路向北。這次淄河漲水，洪流洶涌漫溢，直逼校園。校內的樹林里，洪水已漫至齊腰深，職工宿舍和教室都浸在了水里。水面上漂浮著木頭、死牲畜，村民家的立柜、衣櫥，還有商店里的衣物、鞋子等用品，都被沖得七零八落，滿目狼藉。洪水稍落，我們便加入了救災隊伍，把能尋到的物品都集中起來，一一登記造冊，全數(shù)上交了。</span></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后來我們才得知，此前淄博市淄川區(qū)峨莊公社附近連降了三天三夜的暴雨，7月15日凌晨，紫峪水庫和土泉水庫相繼決堤。這場突如其來的洪災，沖毀了整個響泉村(響水灣)，除了少數(shù)外出人員僥幸脫險外，其余村民盡數(shù)遇難。除此以外，峨莊公社機關、駐地供銷社、銀行、醫(yī)院以及制修廠等也被洪水沖毀，造成了巨大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這是我這輩子見過最大的一次洪水，也是最讓人痛心疾首的一場悲壯天災。那些觸目驚心的畫面，至今想來仍難以釋懷。</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8px;">一顆紅心，兩種準備，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消息順著報刊廣播傳到了這所偏遠閉塞的校園。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印發(fā)的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與《人民日報》社論，成了政治課的核心內容。但山高路遠的地理隔絕，農中課堂未受太多干擾，教學依舊按部就班進行。而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已成為全國大串聯(lián)、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與學校“停課鬧革命”的導火索，這股席卷全國的浪潮正在悄悄向學校襲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平靜終被打破。一天，上課的鈴聲剛剛響過，校門外突然傳來越來越近的鑼鼓聲和口號聲。一隊穿著綠軍裝、戴著紅袖章、扛著紅旗、拉著橫幅的紅衛(wèi)兵直沖而入，他們是來校園“點火”鬧革命的。這群人分工明確，動作麻利：有人站在教室前的空地上列隊高呼“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打倒一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破四舊，立四新！"的口號，聲浪震耳；有人搬來課桌、拿出紙筆，現(xiàn)場揮毫疾書大字報，墨跡淋漓；有人將剛熬好的漿糊刷在大字報上，把“走資派”校長常來潤與椅子粘在一起；還有人在旁高聲宣讀“走資派"的所謂“罪行"。氣得老校長臉色發(fā)白，渾身哆嗦，卻不敢吱聲。轉瞬之間，花花綠綠、內容駁雜的大字報便貼滿了辦公室的墻壁、門窗與教室的山墻。這場“點火”徹底攪亂了校園的寧靜，課停了，部分家近的同學回了家，有的人懷揣著介紹信加入了全國大串聯(lián)的行列。我們這屆學生畢業(yè)的事，無人提及，被擱置下來。</span></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我們這些住校生，一時沒了主意，陷入了迷茫：是返鄉(xiāng)避亂，還是留校觀望？抑或趁此機會走出大山見見世面？最終還是年少好奇占了上風，我們幾個人商量后，決定去北京見見世面，遂即去學校開了介紹信，先乘小火車到辛店，再轉乘火車前往濟南。辛店火車站站臺上早已人山人海，全是斜挎黃書包、戴著紅袖章的紅衛(wèi)兵，熙熙攘攘?；疖囈贿M站，大家一擁而上，你推我搡，用盡吃奶的力氣往車廂里擠，有的被擠掉了帽子、丟了鞋子，更是有人干脆破窗而入。車廂內擠得水泄不通，人頭攢動，擠擠挨挨，人滿為患，甚至連轉身都困難。車廂過道里、座椅后背上、行李架上，座椅底下都是人，人聲嘈雜，空氣中混雜著汗臭味，沉悶又渾濁。到了濟南，火車站外更是人山人海，到處都是紅衛(wèi)兵隊伍，每支隊伍都打著寫有紅衛(wèi)兵組織名稱的紅旗，手中揮舞著毛主席語錄。有的高唱毛主席語錄歌曲，有的圍著大字報抄寫傳看，還有的聚在一起激烈的爭論著，空氣中滿是躁動與狂熱。我們裹挾在人潮中，懵懂地跟著人流前行，一心想趕赴北京去見毛主席。就在準備進站時，車站喇叭反復播報中央關于停止全國大串聯(lián)的通知，勸說大家返回原校上課。我們這些農村來的孩子，既沒見過這般大場面，又向來聽話，在濟南徘徊幾日，終究還是沒敢違抗通知精神，踏上了返校的路。</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那時，大串聯(lián)不設框框，政策寬松，一切為紅衛(wèi)兵服務：坐火車免費、吃飯免費，還可以憑介紹信向接待站借錢、借糧票、借秋衣秋褲、棉大衣。這樣寬松的好政策，被個別社會閑散人員鉆了空子，他們偽造假介紹信、假學校地址和假名字，冒充紅衛(wèi)兵，到處借錢借物，借著大串聯(lián)的名義游遍了大半個中國。不過是“借東西要還"的，1968年，相關部門催促此事，那些當年向接待站借錢、借物的同學，也都陸續(xù)補交償還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后來我們才聽說，那些膽子大、不聽勸阻、執(zhí)意北上的同學，硬是沖進火車站、爬上了北上的火車，去了北京。雖然毛主席8次接見紅衛(wèi)兵都集中在1966年8月至11月期間，大規(guī)模接見已經結束了，但當年能趕赴北京看看天安門，或親身經歷一下那段特殊浪潮，仍是我們這些沒去成的人心中，非常羨慕的事。每每想起這件事，心中至今仍留有幾分難以言說的遺憾。</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8px;">紅衛(wèi)兵大串聯(lián)。</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回到學校，我們卻被告知先回家等候，關于后續(xù)安排、畢業(yè)手續(xù)何時辦理等，均需聽候上級通知。校園里的標語和大字報依舊刺眼，卻沒了往日的喧囂，只剩下隨風飄落的紙片與空蕩蕩的教室，像極了我們懸而未決的前途。就這樣，本該1967年夏季畢業(yè)的我們，一拖再拖到了秋季，依舊沒有任何頭緒，只能在無盡的煎熬中等待。每日在田間勞作時，總會不自覺想起教室里的老師、黑板與同學們渴望求知的眼神，那些未完成的學業(yè)、不可知的未來，像塊沉甸甸的石頭壓在心頭。</span></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等待漫長又焦灼，內心滿是迷茫。能否順利畢業(yè)？能否拿到一本正規(guī)的畢業(yè)證？這些疑問反復在腦海中浮現(xiàn)，心里始終沒有底。直到1968年夏天，一則通知傳來消息，我們匆匆趕到學校，領到了一本蓋有邊河公社教委印章的油印畢業(yè)證書。不管怎樣，四年的中學求學時光總算有了個了結，心里也總算得到了一絲慰藉。</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就這樣，我們成了邊河公社農業(yè)中學首屆且唯一的一屆中學畢業(yè)生。這所誕生于鄉(xiāng)村振興期盼中的學校，沒能熬過時代的風浪，此后沒有再招生，那些校舍、與老師們的身影，漸漸淹沒在歲月里，連相關資料都查無蹤跡。</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文革的風暴打亂了我們的求學之路，耽誤了學業(yè)，延期了畢業(yè)時間。世人皆知，1966至1968年的城鎮(zhèn)初、高中畢業(yè)生被稱作“老三屆”，他們或是投身紅衛(wèi)兵運動，或是響應黨的號召上山下鄉(xiāng)，成為知識青年，在時代浪潮中歷經沉浮，累計千萬人之眾的群體，見證了一個時代的特殊印記。而我們這些農村學子，雖也在這期間畢業(yè)，但未被歸入這一名錄——或許是因為鄉(xiāng)土這片“大后方”，讓我們尚能依托土地飽腹、安穩(wěn)立足，無需遠走他鄉(xiāng)插隊落戶？個中緣由，如今已無從細究。我們曾自嘲為“農村老三屆”，這戲謔的稱謂里，藏著我們與那個特殊年代共同走過的足跡與無耐，藏著背煎餅求學的艱辛、洪水中的驚魂、停課中的迷茫，也藏著對知識的執(zhí)念，成了此生難忘的專屬印記。</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8px;">正值畢業(yè)之際，邊河村王洪福同學參軍入伍，趙樹檜、桑天富、田志(致)榮、趙樹棕前去送行并拍照留念。</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命運的走向總在不經意間轉折。初中畢業(yè)后，我便安心回到家鄉(xiāng)投身農業(yè)生產，日子過得踏實順遂，上學的念頭也漸漸淡去。未曾想，隨后一封掛號信，突然為我推開了新的大門——那是淄博第二十八中學的高中錄取通知書，我與趙樹檜、田志(曾用致)榮、桑天富有幸成為了這所學校的第一屆高中生。握著那張字跡清晰工整的通知書，心中沉寂的求學之火，再次被點燃。</span></p><p class="ql-block"> <span style="font-size:22px;">那年高中只招收了一個班，我們所用的課本，是“文革”后復課不久全國(山東)統(tǒng)一編寫的試用教材，課本中的第一頁印著醒目的“最高指示"，課本內容滿是時代印記與實用價值。語文課本里既有革命文章，也有貼合生產紀實的篇目；數(shù)學不再是純粹的公式推導，而是教用勾股定理測量遠近高低，直接解決農活中的難題；農業(yè)常識課則細致講解噴霧器簡單原理及操作、拖拉機與收割機的使用技巧，每一項知識都能直接應用到生活實踐中。</span></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那時，正趕上“文革"時期的學制改革，高中實行兩年制，匆匆兩載的同窗苦讀，風雨相伴，我們于1971年1月圓滿畢業(yè)——作為淄博第二十八中學首屆、也是唯一的一屆高中畢業(yè)生，這段難忘的青春歲月就此被刻下了獨一份的難忘印記。畢業(yè)那天，我們懷揣著各自對未來的憧憬與夢想，在校園門口毛主席像前留影并揮手作別，從此各奔西東，奔赴人生的不同征程。其中王洪福、孫樹海、周明禮三位同學，早在1970年底便已參軍，奔赴邊疆，加入了衛(wèi)國戍邊、保衛(wèi)國家的光榮行列。雖然母校更名(1970年3月改為臨淄六中)并于1998年因臨淄區(qū)教育布局調整被撤校，后來歷經陽光希望小學、邊河小學、最終成為九年一貫制邊河中學。但這段特殊的高中經歷，這份同窗之誼、恩師之情永遠珍藏在心。成為了我記憶中一段珍貴而獨特的回憶。</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8px;">淄博二十八中首屆且唯一一屆高中畢業(yè)生合影：小寨村四人，第三排右三田志(致)榮，第四排右一趙樹檜，第五排右四桑天富，左三趙樹棕。</span></p> <p class="ql-block">畢業(yè)證書。</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高中畢業(yè)后，大隊安排我在小寨小學執(zhí)教一年，三尺講臺育桃李，教師的使命感和榮譽感促使我認真教學，大隊領導曾去偷聽過教學過程，并得到了大家的認可。1972年2月，命運再次轉折，我通過招工進入黑旺鐵礦，成為一名礦山工人，在機器轟鳴中開啟了職場生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文革”期間被耽誤的學業(yè)，彼時已引起國家高度重視。198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fā)《關于加強職工教育工作的決定》，明確要求為1968年至1980年期間初、高中畢業(yè)但實際文化未達初中水平的職工補課。各企業(yè)也紛紛設立教育培訓科，為青年工人補上文化與業(yè)務的“欠賬”。教育科長王振謀，語文老師劉業(yè)華，數(shù)學老師江干回、蘇培堯。我的數(shù)學基礎不好，欠帳太多，蘇培堯老師給我補課，幫了不少忙。1983年5月，我抓住這難得的機會，參加了第二批次初中文化補課，總算補齊了少年時因時代動蕩落下的基礎課程，為后續(xù)學習打下了基礎。</span></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中學時的學習是義務所驅，步入職場后的學習則是生存剛需。無論是形勢鞭策，還是崗位履職的要求，提升文化素養(yǎng)成了刻不容緩的事。進入礦機關工作后，現(xiàn)有學識愈發(fā)難以適配日益繁雜的工作任務，我便下定決心系統(tǒng)深造。1985年7月至1987年7月，我就讀于山東廣播電視大學中專部企業(yè)管理專業(yè)；畢業(yè)后，我緊接著在1988年5月至1990年5月，參加了中國邏輯與語言函授大學大專班學習。盡管該學歷未獲官方承認，卻極大提升了我的文字寫作能力，期間我還同步參與了成人自學考試。</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學無止境，時代的腳步從不停歇，讓人追趕不及。隨著社會的發(fā)展，中專文憑已跟不上形勢發(fā)展的要求。1992年，中央黨校函授學院山東分院面向基層黨政機關、企事業(yè)單位招生，招生對象為45歲以下，有工作經驗且具有高中文化的在職黨員干部，學習形式為業(yè)余，學制三年——彼時的黨校函授教育，正為干部“革命化、專業(yè)化、知識化、年輕化"助力。我毫不猶豫地報名，此后每個周末，我都與同學翟慎文結伴，風雨無阻奔赴淄川黨校上課。往返的路途奔波與課堂的潛心苦讀交織，歷經三載春秋，我終于拿到了國家承認學歷的政治專業(yè)大專畢業(yè)文憑。</span></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路無坦途，在那段求學時光里，艱辛與壓力交織，支撐我的更是信念與執(zhí)著的堅守。學習全靠擠時間，晚上和周末成了我的專屬課堂；工作上恰逢機構合并、人員精簡，學歷成了崗位去留的硬性門檻；生活更是步履維艱——痛失親人的悲痛未散，我和妻子要養(yǎng)育三個年幼的孩子，還要贍養(yǎng)、照顧臥床的老人。兩人月工資加起來僅七十余元，五口人卻要靠四口人的糧食定量供應度日，每月三十斤細糧勉強果腹，更無余錢為孩子補充營養(yǎng)。就在這樣的多重困境中，我咬牙頂住各方壓力，最終完成所有學業(yè)，為這場跨越十余年的求學之路畫上了圓滿句號。</span></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回首半生求學路，滿是坎坷與榮光。從高小落榜的迷茫，到在農業(yè)中學重拾希望；從洪災的驚心動魄，到遭遇“文革"的世事動蕩；從我作為首屆且僅此一屆的農中畢業(yè)生，到成為首屆且僅此一屆的淄博第二十八中高中畢業(yè)生；從初中文化補課起步，到攻讀電大中專、參加邏輯與語言函授學習、參加成人自學考試，最終走進中央黨校函授的課堂——每一步都浸透著汗水與堅持，既離不開時代政策的扶持，更源于我內心對知識的執(zhí)著追求和不想被時代淘汰的緊迫感。這段跨越十余年的求學經歷，為我的人生奮斗歲月鐫刻下永久的印記，也成了我這輩子最踏實、最難忘的記憶。</span></p> <p class="ql-block">二0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趙樹棕于濟南</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