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中國古代的稅收制度</p><p class="ql-block"> 在中國古代的社會里，所謂的皇糧國稅就是，你種了皇家的地，就得繳稅。除了農(nóng)業(yè)稅還有一種稅是延續(xù)了兩千年的，那就是人丁稅。你生在了皇家的地盤上，有你這個人，就得繳你這個人的人頭稅。</p><p class="ql-block"> 在封建社會里，中國的稅種五花八門，唯獨這兩樣是不變的，如果趕上明君在位，連這兩樣他都能給你免了。比如，康熙五十年的時候，康熙爺高興宣布:“從康熙五十年以后出生的人，人頭稅就不收了”。若趕上昏君在位，很有可能什么樣的稅種都有，殺豬養(yǎng)狗都成為納稅的理由，在家里呆著什么都不做，都要繳稅。我們都知道，現(xiàn)在的稅收是高收入者多繳稅，低收入者少繳稅。明朝亡就亡在把這個原則顛倒了，掌握著海量土地資源的宗室王親，不用交稅；官紳們也可以不納稅或者少納稅，而納稅的只有老百姓，所以，老百姓只能拋荒，加入到起義大軍之中，結果就是老百姓不種地了。種地的宗室貴族們不納稅，朝廷便沒有錢。沒有錢怎么辦？于是只能再加稅，而加稅又導致更多的百姓不種地，如此反反復復，形成了惡性循環(huán)。那么到了清雍正朝，雍正帝經(jīng)過研究，發(fā)現(xiàn)這個人頭稅的制度很不合理，家里有一萬畝土地的人，也是交這么多人頭稅，家里一畝地也沒有的佃戶，也是交這么多稅，這就太不公平了，于是雍正搞了個著名的政策攤丁入畝。什么叫攤丁入畝？簡單說就是以后人頭稅不收了，都結合在土地里，誰地多就多交，地少就少交，沒地就不交。這樣做就極大的把貧農(nóng)從土地里解放了出來。在政策剛推行的時候，那的確是減輕了窮人的壓力與負擔，而且也加強了國家對土地的控制，更重要的是，伴隨著這個政策是官紳一體納稅。</p><p class="ql-block"> 清朝沒有搞明朝的稅收減免制度，無論是皇親國戚還是達官顯貴，只要這個地是你的，都要照章納稅，從而避免了土地兼并對國家財政的損害，如此清朝農(nóng)業(yè)稅的基本盤比明朝不知道要高了多少。除了農(nóng)業(yè)稅以外，明朝的商稅和茶鹽稅，一直在文官集團的阻擋下，那是收不起來的。這里的收不起來，指的是相對于清朝而言，數(shù)量很少，而清朝卻不存在這個問題。由于清朝的人口比明朝多了一倍還不止，清朝的鹽稅數(shù)量很大，這個鹽稅不僅他能收起來，而且還是重稅。另外，清朝吸取了明朝的教訓，對宗室數(shù)量進行了嚴格的控制，實行了層層的降級制度，除了八個鐵帽子王之外，都是隔一代降一級，譬如像紅樓夢里賈府的爵位，就從國公一路降到了三品的威烈將軍，而且，清朝的宗室并不會像明朝一樣外放，去讓他們侵占全國的土地。清朝的王爺們全都呆在京城里，老老實實地按月領工資，所以雖然清朝也白白地養(yǎng)著八旗旗人，但是，相對要從全國各地財政里抽成的明朝宗室相比，那負擔還是輕了很多。依靠這樣的財政制度，清朝的財政收入是明朝的四倍以上。明朝巔峰時期的1601年，財政收入不過也就2.200萬兩，而清朝在滅亡時的1911年，財政收入為2.97億兩，按說，大清的錢是相當夠花的了，但那是做夢。沒有工業(yè)全靠農(nóng)耕抵擋天災人禍的能力是非常差的，如果遇到了水旱災荒，幾千萬兩銀子說花就同風吹一樣。到了晚清，太平天國鬧了起來，中國最富裕的地方，稅收不上來，軍費還是個無底洞，清朝的皇帝那也是沒轍了，沒轍那就想轍，于是清政府發(fā)明了厘金制度。什么叫厘金制度？簡單說就是一種貨物的流轉稅，他最早開征于咸豐三年，當時清軍江北大營缺乏糧餉，這地方官便想出了一個辦法，在戰(zhàn)區(qū)設立關卡，收那些走私貨物的商稅。隨開始，稅率也不高，百厘抽一。后來發(fā)現(xiàn)，這玩意比農(nóng)業(yè)稅來錢快多了，于是，逐漸的成了清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他也成為了湘軍和淮軍軍餉的主要來源。后來，這種稅收居然一直收到了民國的中期，名目繁多，稅率不一，1931年才在輿論的強烈譴責下，由宋子文廢除。那么靠著厘金，清朝解決了明末面臨的最大的財政危機，畢竟有錢好辦事。湘軍淮軍有了錢，如狼似虎，最后終于把太平天國給消滅了，所以說，清朝是歷史上唯一一個越到末期，財政收入?yún)s增長的王朝。</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沒有之一，當然很多人也許會覺得這是個笑話，但是這確實是事實。首先，歷史上各個封建王朝的末年，其突出表現(xiàn)之一就是財政的崩潰，然而，這一點在清朝身上卻恰恰相反。本來，因為甲午戰(zhàn)爭和庚子國難賠款，清政府背上了巨額的債務，財政壓力極大，但是，晚清的財政收入穩(wěn)定在8.000萬兩左右。有這么一組數(shù)據(jù)，光緒前期的年財政收入，大約在8.000萬兩，但光緒二十九年也就是1903年升至1.05億兩，光緒34年（1908年），達到2.34億兩，宣統(tǒng)元年（1909）2.63億兩，宣統(tǒng)三年（1911）為2.97億兩，在這短短的十年中，清廷年財政收入翻了三倍。那么，為什么在王朝的末期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清末打破了康乾年間制定的永不加賦的政策。自康熙雍正年間實行的攤丁入畝永不家賦以后，這對國策便被后世所有的君主所遵循。嘉慶道光時期，即是財政明顯萎縮，但清廷仍固守量入為出的基本原則，并以輕徭薄賦為仁政美德，而不輕易地更改，即是在鎮(zhèn)壓太平天國捻軍最危機的關頭，對于永不加賦的祖訓，不管是咸豐還是慈禧或者恭親王等等，他們也不能也不敢違背。實際上輕徭薄賦，尤其是徹底廢除了自秦漢以來繁重的人頭稅，這正是清代人口爆炸的重要成因。但是，到了清末，面對嚴重的財政危機，清廷則開始重新思考賦稅的問題，其中，海關稅的比重一直在增加，1861年到1910年這段時間，一直是英國人赫德?lián)瘟撕ｊP稅務的總務司，滿清每年的海關稅收從白銀400多萬兩增加到了4000多萬兩，從占財政收入不足10％，增長到了30％，所以說帶著做生意賺錢的目的而來的西方列強們，同時也給滿清帶來了巨大的經(jīng)濟利益?？偨Y起來說，在清代長達268年的歷史進程中，以道光二十年也就是1840年為界，清代可以分為前清與晚清兩個階段，前清的經(jīng)濟擴張是一中低度開發(fā)，是在落后狀態(tài)下的成長，而晚清的經(jīng)濟發(fā)展與技術進步，使財政收入因財源擴展而增加，這一點是中國古代歷朝歷代都無可比擬的，他的財政收入規(guī)模，也達到了后者難以想象的擴張程度，但是，清末的財政收入只是數(shù)量上增加了，但政府花錢的地方太多太多，他們依然還是入不敷出的。所以我們說，從財政收入情況上來對比明清兩朝末期的話，清朝則是遠遠強于明朝的。</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來源于網(wǎng)絡</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附加民國田賦</p><p class="ql-block">關于解放前民國時期關中農(nóng)民的稅收情況，其負擔確實非常沉重。下面這個時間線可以幫你快速了解民國時期關中農(nóng)民主要稅負的演變過程：</p><p class="ql-block">timeline</p><p class="ql-block"> title 民國時期關中農(nóng)民稅負演變</p><p class="ql-block"> section 1912-1940年</p><p class="ql-block"> 1912-1940 : 田賦正稅與附加稅</p><p class="ql-block">附加稅可達正稅數(shù)倍</p><p class="ql-block"> 1927年 : 每百畝地征銀幣6.085元</p><p class="ql-block"> section 1941年后</p><p class="ql-block"> 1941年 : 田賦改征實物</p><p class="ql-block">每元稅額征糧3.02斗</p><p class="ql-block"> 1942年 : 韓城每畝實征達4.4斗小麥</p><p class="ql-block"> 1948年 : 高陵縣征糧99750石</p><p class="ql-block">?? 稅負的構成與演變</p><p class="ql-block">民國初期，國民政府的中央政權在地方控制力較弱，形成了“皇權不下鄉(xiāng)”的局面。這意味著中央政府雖然名義上不收農(nóng)業(yè)稅，但實際上將征稅權下放給了地方豪強。</p><p class="ql-block">農(nóng)民承受的負擔主要來自兩個方面：</p><p class="ql-block">- 地主的地租：通常達到收獲量的五成甚至更高。</p><p class="ql-block">- 地方政府和豪強的各種攤派：這些攤派名目繁多，到1940年代，關中地區(qū)田賦附加稅稅率甚至達到正稅的100%。</p><p class="ql-block">1941年抗日戰(zhàn)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政府為保障糧食供給，宣布田賦改征實物，即農(nóng)民不再直接繳納貨幣，而是按稅額折算成糧食上繳。例如，1942年韓城縣規(guī)定，田賦每元稅額需征實小麥2.5市斗，加上“征購”和“地方公糧”，合計高達4.4市斗。以韓城縣為例，該縣在實施土地陳報后，全縣耕地面積為442,825畝，當年共征繳小麥達95,938.52石，這對農(nóng)民來說是極其沉重的負擔。</p><p class="ql-block">?? 稅收的流向與影響</p><p class="ql-block">當時沉重的稅負并未完全用于國家建設和抗戰(zhàn)，其征收和分配機制存在嚴重問題：</p><p class="ql-block">- 中央與地方的博弈：國民政府中央財政收入主要依賴關稅、鹽稅和統(tǒng)稅（一種商品稅），到1937年，這三項稅收已占中央政府收入的九成以上。農(nóng)業(yè)稅（田賦）及其附加收入更多地被劃歸地方，或由地方豪強截留。</p><p class="ql-block">- 農(nóng)民的實際境遇：在沉重的稅負和地租壓迫下，當時關中地區(qū)農(nóng)民年平均收入的約70% 會被以各種形式征收走。為了維持稅收，有些地方甚至出現(xiàn)了提前征收未來幾十年稅款的“預征”現(xiàn)象。</p><p class="ql-block">?? 總結與對比</p><p class="ql-block">總的來看，解放前民國時期關中農(nóng)民的稅收負擔非常沉重，其痛苦主要源于地主的高額地租、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以及田賦征實的巨大壓力。</p><p class="ql-block">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中國共產(chǎn)黨的陜甘寧邊區(qū)雖然也征收農(nóng)業(yè)稅（救國公糧），但實行累進稅制，并嚴格執(zhí)行“二五減租”政策（即減去原租額的25%），使得農(nóng)民的實際負擔遠低于國統(tǒng)區(qū)。這種鮮明的對比，也是理解當時社會變遷的一個重要視角。</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