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我小時候貪玩調(diào)皮搗蛋，所以在小學和中學期間成績一般。離校后師生關(guān)系都還不錯。迄今為止我已經(jīng)寫了對小學老師和大學老師的回憶，唯獨沒有寫過中學老師，一直想寫個回憶彌補心中的愧疚，很明顯中學階段的成長對每一個人都非常重要，不管是學業(yè)還是性格，習慣，價值觀，世界觀等方面有著重要的影響。</p><p class="ql-block">我是在上海市少云中學讀的初中，班主任老師叫陳敬旭，教我們語文。他比我們大了10歲，也剛剛從師范學校畢業(yè)不久。我在校唯一亮點就是乒乓球打得不錯，參加了學校乒乓球隊，后來又進入上海寶山少年乒乓球隊，做過幾何課代表，語文也算不錯，陳老師還讓我在全班朗讀我的作文。</p> <p class="ql-block">進校第一照，陳老師右一 我左下一</p> <p class="ql-block">那是60年代初期，正是國家困難時期，我大哥做了個手術(shù)，要輸血住院，我又做了闌尾切割手術(shù)，欠下長海醫(yī)院兩百多元，每個月從父親工資里扣除十元錢。母親是家庭主婦，我們六個子女全都在校就讀，也是我家經(jīng)濟最困難時期。陳敬旭來家訪時，已經(jīng)看出我?迫的家境，同意我的學費減半，只要每學期交六塊錢。</p><p class="ql-block"> 父親工資每月48.8元，自然每月捉襟見肘，就這六塊錢還要問鄰居借來先用。我每天去學校就是蒸些米飯帶幾根蘿卜干。同學都看在眼里，反映給陳老師，第二學期開始我的學費都是全免，直到我中學畢業(yè)。</p><p class="ql-block"> 我從小喜歡語文，陳老師的教學很有一套，他要求我們早上早點到學校，連續(xù)十天早上七點以前到校的學生，可獲得小獎品，一本練習簿。早到學校就是為了讀書，背語文，練英語，他要求學生背誦的幾篇名著章節(jié)和文言文，至今使我受用匪淺。</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學校乒乓球隊每周三次在禮堂里的球臺上訓練，運動之后食欲旺盛，肚子餓的咕咕叫，同學透露校園里養(yǎng)了三只雞，雞窩就在禮堂邊上的墻那邊，我過去用手一摸，竟然有只剛下的雞蛋，余溫尚在，我悄悄拿起雞蛋塞進書包，回家路上用大頭針在雞蛋扎了個孔用嘴巴吸著吃了。此后，路過雞窩我都會順手摸蛋，有了就拿走。 拿了幾回，校工開始警惕，經(jīng)常在墻邊溜達，不給我下手的機會，只得作罷。 </p><p class="ql-block">此事不知如何被陳老師知曉，引起另一事件的發(fā)生，</p> <p class="ql-block">從初二開始我們班級搬到了新教學樓四樓。</p><p class="ql-block"> 我們班一位大眼睛，高個子坐在最后一排的女生李全妹向老師報告說他鉛筆盒里少了一支鋼筆，那天中午我正好在這個位置坐過，自然而然就成為嫌疑人，班里開會，陳老師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是旁敲側(cè)擊暗指是我拿了鋼筆。其實是否真的拿了人家的東西，自己自然非常清楚，有些東西可以拿，有些東西是不能拿的，同學的個人物品我是絕對不會拿的，盡管我貧困，買不起。陳老師找我談話，讓我把鋼筆拿出來。我很不以為意，和他發(fā)生了爭執(zhí)，我們兩個人的關(guān)系出現(xiàn)了裂縫。記得暑假我在球場踢球，在草坪上還撿到一只嶄新的鋼筆，我當場交給了正在上體育課的老師，為此我還在作文里寫過這件事。我感覺我受到冤枉和傷害，說不清，道不明，我家里訂有上海支部生活雜志，我就實名給編輯部寫了這件事，希望能還我清白。</p><p class="ql-block"> 幾天后學校教導主任找我談話，支部生活編輯部把信轉(zhuǎn)到學校黨支部，領導讓我放下包袱，好好學習，不要再為丟失鋼筆的事煩惱。</p> <p class="ql-block">不久學校開始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是抓反動學術(shù)“權(quán)威”，陳老師不幸被打入少云中學“三家村”黑幫分子，大字報滿墻掛著，不明真相的學生對他口誅筆伐。陳老師教了我們?nèi)?，有缺點不假，但說到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分子，我可以肯定是張冠李戴了。我從來沒有寫過反對他的大字報，也沒有在公開場合批判他。陳老師那段時間有些垂頭喪氣，說話沒了底氣，倒背雙手專注看學校的大字報，尤其是本班同學寫出的大字報和批判文章都看的很仔細。</p><p class="ql-block">1966年的6月4號學校在操場召開辯論大會，在會上學生和老師情緒非常對立，涇渭分明的兩派爭論，很多學生表示要打倒陳敬旭和傅鐵華老師，尤其是倪銀標為首的一批學生。</p><p class="ql-block"> 我腦子一熱沖上發(fā)言臺，說老師是同志，是我們的戰(zhàn)友，必須要團結(jié)一致。我的講話獲得了臺下所有老師的熱烈鼓掌，但是卻被自己的同學認為是叛徒，把我從辯論臺上轟了下去。當我走下臺的時候也有一些同學趕來和我握手，支持我的立場。此后學校里學生分成兩派不斷爭斗，我干脆 回家當起了“逍遙派”。</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畢業(yè)前 陳老師在前排中間 我后排中間</p> <p class="ql-block">我們六六屆初中畢業(yè)生，一直到六八年十月份，除了少數(shù)同學到黑龍江外，其余全部在上海郊區(qū)農(nóng)村落戶。</p><p class="ql-block"> 當時陳敬旭老師已經(jīng)被解放，正好擔任學生分配小組的成員，他主動的找到我說剩余同學全部分配在寶山縣境內(nèi)的五個公社，其中三個是在本縣大陸，兩個在長興和橫沙島，長興島上有個漁業(yè)大隊，在船上捕魚，吃商品糧，只有三個名額，問我要不要去，我欣然應諾，便去了上海寶山長興公社海星漁業(yè)大隊插隊落戶。</p> <p class="ql-block">1972年初我在上海長興島漁業(yè)大隊插隊落戶，大隊來了兩名干部模樣的人，先找到大隊書記和隊長，原來他們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兩個編輯，準備編寫一本關(guān)于解放前上海漁民生活和斗爭的書籍。</p><p class="ql-block">李書記帶他們來找我，因為我是公社廣播站的土記者，大隊希望我能牽頭組織，調(diào)查訪問，撰寫這本書。 </p><p class="ql-block"> 此后我被安排脫產(chǎn)專門去訪問老漁民，收集素材，開始寫作。 </p><p class="ql-block"> 這本書有11萬字，里面敘述了十個故事，反映了解放前部分上海漁民的生活，1975年一月正式出版，書名“憤怒的漁村”。正是通過這本書的寫作使我在公社里小有名氣，才得以1973年被選拔上了大學。從68年插隊落戶到73年離開，正好五年時間，我是大隊里第一個被“上調(diào)”讀了大學。</p><p class="ql-block"> 此后陳老師牽頭成立了六六屆班級同學群，中學同學和老師的溝通方便多了，我和陳老師來往更加頻繁，我們有共同愛好，他喜歡運動，平時經(jīng)常約朋友聚會跳舞，我也喜歡跳舞。當陳老師得知我要去阿根廷工作特地叮囑我一定要學會當?shù)卣诘奶礁晡琛?lt;/p><p class="ql-block"> 我也不辱師命，在阿根廷報名參加探戈舞培訓班，學成歸國，準備向老師匯報轉(zhuǎn)教時，群里傳來陳敬旭老師因病逝世的噩耗，我從心里感到震驚和悲哀。當一個人離開我們的時候，不是所有的東西都隨之消失，陳老師留下許多值得回憶的真情，讓我們時常想念。</p><p class="ql-block">寫于2025年教師節(jié)前夕</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半個世紀后的重聚</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