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紅專大學的日子里》（一個農(nóng)業(yè)中學的故事） 陳尚志 2024東郭先生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237, 35, 8);">《 在紅專大學的日子里 》</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0px; color:rgb(237, 35, 8);">（一個農(nóng)業(yè)中學的故事）</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0px; color:rgb(237, 35, 8);">陳 尚 志</b></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font-size:20px;">作 者 簡 介</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span>陳尚志，1943年出生，1963年在滄州老二中（捷地）高中畢業(yè)，未參加高考，在滄州市教育局做代課教師。</p><p class="ql-block"> 1964年參加鐵路，在鐵四局機筑隊電工，1970年調(diào)新二處修配廠。</p><p class="ql-block"> 1972年底調(diào)天津鐵路分局工程隊。其中：1976年～1979年兼職業(yè)校電工技術(shù)教員，1995年被聘任工人技師至退休。</p><p class="ql-block"> 退休后，在外企工作三年，擔任工程部經(jīng)理。</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font-size:20px;">～*～*～*～*～*～*～*～</span></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2px;">《 在紅專大學的日子里 》 </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0px;">（一個農(nóng)業(yè)中學的故事）</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0px;">陳 尚 志 </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0px;">?</b></p><p class="ql-block"> 在1958年“大躍進”的時候，我正在滄縣鄉(xiāng)村的一所民辦中學讀書，由初一升初二。</p><p class="ql-block"> 學校很小，只有兩個班級，三名教師，背景不同，差異很大。其中兩位年輕的，都是二十歲左右，是在新社會讀完初中高中的，倆人都姓于，是本家；那位年長的，姓路，約摸三十七歲或三十八歲的樣子，這人比較麻煩，不是別的，用當時的話來說，是歷史上有問題，不清白，他是國民黨一個高級軍官的兒子，高中畢業(yè)參加航空學校學習，經(jīng)歷過抗日戰(zhàn)爭，后來做了空軍飛行教官。</p><p class="ql-block"> 大陸解放前夕，他的父、兄去了臺灣，留下他來接母親沒有走成。剛解放時政策較寬，下面的基層干部也沒有那么多禁忌，于是就安排這位有文化的路金榮先生當上了鄉(xiāng)村民辦中學的教師。 </p><p class="ql-block"> 路先生政治上不夠可靠，學問卻是有的，講起課來，旁征博引，妙語連珠，簡繁得當，思路清晰，十分得體；兩位年輕的于老師初執(zhí)教鞭，赤誠一片，認真?zhèn)湔n，熱情講授，學校的教風頗為嚴謹，彼此相輔相成，大家相安無事。</p><p class="ql-block"> 這一年，農(nóng)村成立了人民公社，那時，方方面面的人總是說，共產(chǎn)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p><p class="ql-block"> 有一天，學校的老師們陪著鄉(xiāng)里的一位領導，向同學們宣布了一個重大的“激動人心”的消息：全公社的民辦中學都要集中到公社管委會所在地—李天木辛莊，合併在一起，由人民公社創(chuàng)辦一所新型學校，即是又紅又專的“紅專大學”。 </p><p class="ql-block"> 這個事情，不要說對于一群涉世不深的十幾歲的孩子，即使對于成年人，對于老年人，也是匪夷所思，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p><p class="ql-block"> 當時我和同學們的那個感覺呀，既新鮮又迷茫，既疑惑又興奮，那才叫朦朧呢！怎么，一夜之間，初中二年級的學生突然就變成了大學生？有些人連“荒唐”兩個字都不會寫呀。</p><p class="ql-block"> 我們生活中的事情，往往就是這樣，朦朦朧朧的跟著領導者走，總是有既得利益者，只要不換領導，不改章程，永遠沒有什么錯誤。生存的空間，決定著人們生存的意識。</p><p class="ql-block"> 說快還真是快，那時是聞風而動，雷勵風行，第二天，我和同學們打起背包就出發(fā)了，步行二十多華里，來到目的地。</p><p class="ql-block"> 1958年剛開始的人民公社，跟后來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還不一樣。那時的人民公社轄區(qū)很大，下面設置好幾個管理區(qū)，每個管理區(qū)就管著十個八個生產(chǎn)大隊（大的自然村），1959年后我縣的管理區(qū)這一級就撤消了。那時全縣只有七八個公社，城關(guān)鎮(zhèn)及近郊一個，東鄉(xiāng)西鄉(xiāng)南鄉(xiāng)北鄉(xiāng)，各有一兩個，李天木辛莊就是東鄉(xiāng)的公社所在地。 </p><p class="ql-block"> 1958年時興的名詞很多，其中一個名詞就是“下放干部”。有“集體下放勞動”定期輪換的，有“個人下放”定居的，也有上級下放“充實”下級管理的。</p><p class="ql-block"> 縣里的第一書記聽說就是省里下放充實縣級領導工作的，李天木辛莊公社的第一書記由縣人民法院李院長擔任。</p><p class="ql-block"> 在公社管委會門口，曾經(jīng)同時貼過兩張布告，一張是人民公社的《公告》，下面署有李同志的名字，另一張是縣人民法院判決罪犯的《布告》，法院院長的署名也是這位李同志。</p><p class="ql-block"> 兩張布告并排貼在那里，讓人看起來總覺得不那么對勁，不那么舒服。</p><p class="ql-block"> 這李同志是一位法律專家，擔任法院院長本是順理成章，輕車熟路。如果組織上領導層認為他“才堪大用”，應該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何必讓他既當縣法院院長又當某一公社的第一書記，給這方百姓一種壓抑的感覺呢？</p><p class="ql-block"> 公社的“紅專大學”成立大會，開得樸素而隆重，很多陌生的領導同志都參加了。學校的校長也是由公社的領導兼任，七八個民辦中學湊合整編在一起，也是浩浩的數(shù)百人之眾。學校設在大禮拜寺里，同學們住宿分散在鄉(xiāng)親們家里。</p><p class="ql-block"> 我和于葆榮、于更生、于志昌、苗祥東等同學住在一戶回族大伯大媽家里，大伯大媽對我們極好，尤其他們那個小兒子，跟我們像親兄弟一樣，后來我們搬家的時候，那位小兄弟又哭又鬧，大發(fā)脾氣，我們竟至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應對。</p><p class="ql-block"> 此后我一生中，結(jié)交了許多回族兄弟，有五六個是鐵哥兒們，那真是肝膽相照，真心實意。這些都是后話，且停贅述，我們還是回到紅專大學剛成立的日子。</p><p class="ql-block"> 一個月過去，同學們逐漸明白了，我們這個紅專大學，其實是“只紅”不專，只煉紅心，不修專業(yè)，只講勞動、不講讀書的大學校。</p><p class="ql-block"> 每天講得最多的是勞動和軍事化管理，早上五點鐘就要起床，操練跑步，然后吃早飯，下地干活或者上文化課。</p><p class="ql-block"> 可又一點兒沒有準星，一搞起突擊來，就停了文化課，就要在凌晨四點或者三點鐘緊急集合，幫助附近村莊搶種搶收，每班每組都有任務，有定額，有競賽。</p><p class="ql-block"> 大家最怕的是耕種前的深翻土地，那時拖拉機極少，干活全憑人力。有人提出所謂的“科學建議”，說是“深翻二尺半，產(chǎn)量翻一翻”。公社農(nóng)具廠、鐵工廠的鐵匠鍛造師付們，奉命專門生產(chǎn)那種二尺多長的直鍬頭，裝上木柄，就得有好幾公斤重，用以深挖土地。</p><p class="ql-block"> 那時田野里也是紅旗飄展，人聲鼎沸，喊聲連片。一會兒喇叭筒廣播說，某某同學苦干加巧干，創(chuàng)造了一天深翻土地一畝的最高紀錄，一會兒廣播說，另一某某同學半天創(chuàng)造了深翻將近六分地的更高紀錄。紀錄越創(chuàng)越高，難度越來越大，大家的定額也相應的向上提高，你干不出來就是沒有革命干勁，就是有“右傾松勁情緒”，就是對大躍進不滿，那幾乎就距離當反動派不遠了。</p><p class="ql-block"> 深翻土地搞競賽，割稻子搞競賽，刨山芋搞競賽，撿稻穗也要搞競賽。跟前就有負責督戰(zhàn)的老師和學生會干部，誰干活稍微慢一點，就要受批評，受喝斥，挨嚇唬。</p><p class="ql-block"> 那時農(nóng)村的孩子單純的很，沒見過什么世面，十幾歲的初中學生，哪里經(jīng)得住這一通又一通的胡折騰，不是一天半天，而是天天如此，而且經(jīng)常夜以繼日的“挑燈夜戰(zhàn)”，到午夜方休，明天還要重復頭一天的“革命干勁”。</p><p class="ql-block"> 那時候說是要“一天等于二十年”，純粹是胡天胡地，大小管點兒事的人，就像打了興奮劑一樣，好像沒日子“作”了似的，瘋狂的趕啰人。</p><p class="ql-block"> 這年秋冬，雖然也上了一些文化課，可大家在頭一天的勞動競賽中累得夠嗆，身子都快散架了，第二天只想歇會兒，哪有心氣兒再上文化課呀，有心也無力了。</p><p class="ql-block"> 有些同學經(jīng)不住這種“革命的考驗”, 跑回家去，不上這份“紅專大學”了。有些年齡稍大一兩歲的男同學，一不作二不休，索性跑到外地去當工人掙錢，1958年的所謂“盲流”，就包括這些同學們。</p><p class="ql-block"> 這年秋冬，可能是我這一生當中最忙、最累、最疲勞、最緊張的一段日子，有時累到極點，真想還不如干脆倒下去死了算了。</p><p class="ql-block"> 我也曾想過逃亡，但思來想去，最后還是想再堅持幾天再說。就這樣，堅持著，堅持著，終于挺過來了。后來，每逢我回首這段往事，總慶幸自己當初的選擇。</p><p class="ql-block"> 也算是相反相成吧，“苦難”，對于一個年輕人來說，有時真可以變換成一筆巨大的無形的精神財富。堅挺渡過苦難的過程，也是意志成長的過程，對于此后一生，將有著巨大的“參照效應”和調(diào)節(jié)作用。</p><p class="ql-block"> 在以后的生活中，當你異常順利時，可以減少張狂，減緩逆轉(zhuǎn)，避免樂極生悲；當你遭遇困難時，可以平衡心態(tài)，避免惶恐，冷靜對待，理智處理。當然，這只是日后的感想。</p><p class="ql-block"> 在那個時期，對于我們這一群不諳世事的初中學生來說，要真正做到任勞任怨是十分艱難的，有一句俗語說是“站著說話不腰疼，”只有那些經(jīng)歷過長時間彎腰干活的人，才會對此有著更深刻的理解！</p><p class="ql-block"> 當時同學們又累又乏又躁，怨氣回蕩，怒火中燒，卻又不敢發(fā)作出來，有時實在憋不住，發(fā)點牢騷，還要提防有人打小報告。</p><p class="ql-block"> 有一個同學忍不住，說了句：咱們比“勞改隊”還累，簡直要累死人。很快被別人打了小報告，學校組織了大會批判，小會批評，搞了好一陣子才罷。</p><p class="ql-block"> 別以為只有文革才有“批判”這個名詞，其實早在1957年反右派斗爭時，就經(jīng)常使用這個名詞了，1958年發(fā)揚光大，只是，還沒有文革時期那樣系統(tǒng)化、專業(yè)化和全民普及化。</p><p class="ql-block"> 學校領導對于那些打小報告的人，是有獎勵的，獎賞之下，必有勇夫，也必有出賣良心者。</p><p class="ql-block"> 那時的獎勵倒不是金錢，而是一種所謂政治上的“進步”，看起來是無形的，但也可能很快變成有形的，有的可能要頂替學生會干部，有機會還能夠優(yōu)先選拔分配工作(滿16歲)，成為國營企、事業(yè)單位的正式員工。</p><p class="ql-block"> 當然、這畢竟是極個別同學所為，而絕大多數(shù)被選調(diào)的，都是能夠吃苦耐勞、言語謹慎且又年齡稍大的優(yōu)秀學生，這是勿庸置疑的。 </p><p class="ql-block"> 如果說今天的中學生們、青少年們生活得很累很累，那肯定也是一種有目標的“累”，是一種有追求的“累”，或者說，是家庭或個人主動性的、自找的“累”；而1958年 我們那些青少年所受到的那“累”，則是一種盲目的“累”，是一種帶有政治脅迫性的“累”，其家庭和個人都是被動的、無奈的和帶有恐懼性的。這兩種情況無法比較，只能用社會的進步來做解釋吧。</p><p class="ql-block"> 后來，大后來，經(jīng)過政治學習，這才知道，1958年的狂熱，主要來自一級又一級的干部們，上有所好，下有甚焉。其中包含著無限的對上迎合，投其所好。這對于整個社會的正直與進步，是一個莫名的悲哀。</p><p class="ql-block"> 1959年初春，政策調(diào)整，學校從大禮拜寺搬出來了，遷移至鄰村（崔莊）的一所大戶莊院。那房子又高又大，三進三出，兩側(cè)跨院，廂房連成一片，共有一百多間屋子，高墻廣廈，巍為壯觀。公社黨委文教部長朱鳳池調(diào)來充任專職的校長。</p><p class="ql-block"> 上級為了充實“紅專大學”的獨立辦學、發(fā)展壯大的能力，特別從各個村莊集中調(diào)撥了近百頭豬、近百只羊、十幾頭騾馬、牛、驢等大牲口；又從附近劃撥了幾十畝水田、旱田和園田，眨眼之間，我們學校儼然成了一個像模像樣的富甲一方的“集體農(nóng)莊”。</p><p class="ql-block"> 雖然這種“一平二調(diào)”政策，違反了經(jīng)濟規(guī)律，可是，做過了的事情，就是實實在在的“存在”了，后來想改都難。</p><p class="ql-block"> 這個時候，大概也是根據(jù)上級指示，學校改變了過去那種充當公社突擊隊和預備隊的性質(zhì)，走上了比較穩(wěn)定的半耕半讀的道路，雖然每周還是三天上課三天勞動，但勞動的強度緩和了，上課的課時增加了，早自習和晚自習的時間也相對的固定下來了。</p><p class="ql-block"> 同學們按照生產(chǎn)需要和體能體力，被分配到園田組、大田組、水田組、飼養(yǎng)放牧組、小工廠、機動組等等。</p><p class="ql-block"> 我和小戴、小趙等四人被分配到飼養(yǎng)放牧二組，主要是放豬、養(yǎng)兔。我和小戴倆人一起放牧，有時一人半天，有時一人一天，總之不能耽誤了上課。</p><p class="ql-block"> 那些由各村集中起來的近百頭豬啰，剛到之時，東竄西跳，浮躁不羈，就是不能合群，你要想從莊里把它們趕到莊外去放牧，十分艱難，路上圈不住它們。</p><p class="ql-block"> 我和小戴費盡了腦子，幾經(jīng)失敗，終于摸索出一個讓我倆能夠自鳴得意的“好”辦法：先把豬啰們?nèi)υ诖笕?，倆人雙手各執(zhí)長鞭，轉(zhuǎn)著圈的抽打，打得那些豬啰，都往里圈“中間部位”閃躲擁擠、廝磨，這樣搞上幾次，豬啰們就把身上各自的氣味傳遞給對方，又從對方獲得不同的氣味，這樣一來二去，它們就臭味相投“腥腥相惜”了，也就融為一體了，也就甘愿合群了。這辦法不一定科學，卻有奇效。</p> <p class="ql-block"> 東鄉(xiāng)乃空曠之地，地廣人稀，三里五里是見不到一個村子的，遠處有村子也是耕地不如荒地多，耕地“匆忙”收割后，遺落的稻穗、麥穗、玉米秸子、山芋秧子，甚至連地下未刨凈的胡蘿卜、土豆、山芋……等等，豬啰們都能嗅到、拱到、吃到；荒地里的野草,尤其是黃菜盤子、灰菜、掃帚菜、佬鴰金、野韭菜等等，都是豬啰們的美味佳肴。</p><p class="ql-block"> 我和小戴都是十幾歲年紀，都帶著股孩子氣，在各自的班上，倆人學習都還算不錯，人也裝得斯文，可一到荒郊野外，我們就上來“張狂”勁兒了。</p><p class="ql-block"> 有時我們心情不順，就隨便抓過一頭“淘氣”的豬來，用皮鞭、木棒胡亂抽打一通，隨著豬的嚎叫，三十米、五十米，甚至幾百米以外的豬啰，也會聞風跑來,看個究竟。掌握了這個規(guī)律，有時我們急于收工回學校，就胡亂抓住（圈?。┮活^肥豬來抽打，看那分散在四面八方覓食的豬啰，聞聲而應，呼呼的風也似的往這里奔跑的情景，我曾想過：在它們的腦袋、心臟或者血管里，必然有一種潛在的不為人知的聯(lián)系，它們是有靈性有生命的活體，盡管它們最后的結(jié)局是要被人類宰殺食用，但在它們生長過程中，不應該再受到額外的虐待了。</p><p class="ql-block"> 雖然我們每次緊急集合時，鞭笞的是那些搶食的“惡豬”，可是，這些惡豬只為爭食，并不殘害同類，也算不上多大的罪惡呀 ？！</p><p class="ql-block"> 后來，我和小戴逐漸改變了這種“打豬”的集合方式，改用了吹哨子集合，當然不是亂吹，是有節(jié)奏的吹，一點一點的訓練，這辦法來得慢些，卻也管用。</p><p class="ql-block"> 放豬的時候，我和小戴常在野地里偷著讀書，其中也有小說，比如讀過《三國演義》什么的，記得書中有“荊州牧”、“冀州牧”、“徐州牧”等官職，我對小戴說：你說過去那些“州牧”，對待老百姓，是不是像咱放豬一樣？</p><p class="ql-block"> 小戴說：應該是，大家都是放“牧”的嘛！放牧，不就是用鞭子和木棒，管理著你屬下的豬、羊、牛、馬的生活嗎？嗨，一千多年的事了，管它呢。先看好咱們的豬吧，跑得太分散了。</p><p class="ql-block"> 在漫無邊際的田野里，在地曠人稀的荒原上，我們那時很愜意，小戴學會了吹口琴和笛子，我比他笨，只學會了吹口琴，可我書比他讀得多。</p><p class="ql-block"> 紅專大學的文化課，用的還是初中的課本，我們班從初一到初二的語文課，本來一直是路老師任教，我覺得講的還不錯，同學們也都認可。</p><p class="ql-block"> 到了1959年春天，語文老師忽然換了人，是新來的劉老師。學校說他是個“大”知識分子。四十歲的樣子，高高的個子，厚厚的眼鏡片,可總是彎著腰，讓人看著不舒坦。班里消息靈通人士說，是大學的講師下放的，也有的說是教授，我不信。</p><p class="ql-block">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全國能有幾個大學教授？肯定是極少極少，聽說那時大學教授都是國務院掛號的。即便是講師，也不會太多，恐怕比后來新世紀初的“博導”還要少得多，少得多！</p><p class="ql-block"> 這位劉老師一走上講臺，就有點兒神經(jīng)質(zhì)，連課文也讀不順當，一句話重復好幾遍，羅里啰嗦。同學們意見很大，背地里免不掉笑話評說。</p><p class="ql-block"> 我自幼尊師敬儒，看到或聽到學問大的，就崇敬得“了不得”，任其有點毛病也不在意。可是,當我看見這位近乎遷腐的劉老師，在校長面前，竟那樣的點頭哈腰，格外討好獻媚的時候，心里堆積起來的高大形象“一落千丈”，厭惡的情緒油然而生。</p><p class="ql-block"> 過去，在我幼小的心靈里，總認為大知識分子都是耿介之士，今日卻見到了“文人無行”！這是我思想上感情上無法接受的事實，我真是見不得那副奴顏婢膝的樣子。</p><p class="ql-block"> 那時我知識膚淺，不知何為韜光養(yǎng)晦，不知辨?zhèn)伪婕榈钠D難與復雜，不知周公遭受流言時的“恐懼”，王莽作態(tài)“謙恭”時的“人望”，精忠岳飛之孤傲負氣以招致禍端，而奸佞秦檜子孫三世廣結(jié)“善緣”，貴顯廟堂。</p><p class="ql-block"> 人世間的艱澀紛雜、沉浮無常，怎是一個平庸少年所能理解、所能剖析的。</p><p class="ql-block"> 人們會想，這位佝僂著身軀的劉老師，也許內(nèi)心充滿著痛苦和無奈，也許憚于個人或家庭的生存重負，或者懷有其他難言的苦衷，那時的我何必那樣敵視他呢？何必那樣苛求于他呢？</p><p class="ql-block"> 然而，后來的情況變化，卻又是一番景象。</p><p class="ql-block"> 講課好的有學問的路老師，連班主任也當不成了，徹底變成了以勞動為主的 “替補老師”，劉老師春風得意的當上了我們班的班主任。 </p><p class="ql-block"> 一個星期六下午放學回家的日子，我到家后患上了急性腸胃炎，上吐下瀉，星期日下午沒有按時返校。</p><p class="ql-block"> 當星期一我拖著病體，步行二十華里返回學校時，劉老師對我大發(fā)脾氣，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兒，要我作“檢查”，責問我為什么不能按時返校。我說因為有病來不了，劉老師說，為什么別人回家不得病，就你得??？為什么別人能按時返校，就你一個人不能按時返校？</p><p class="ql-block"> 我心里想：“這劉老師不可能是大學里走出來的人，大學里能有這種人嗎”？</p><p class="ql-block"> 劉老師不依不饒，組織全班同學批判我，搞了一下午還不算完，晚上自習課改成批判會，還要搞我，非要挖思想根源和政治根源！看看“到底是什么思想作怪？”</p><p class="ql-block"> 終于把我逼急了，我沖口而出：是右傾機會主義思想作怪！我心里也清楚，這個政治名詞是報紙上批判干部用的，似乎與犯罪同義而與孩子們無關(guān)。</p><p class="ql-block"> 一言既出，石破天震，語驚四座！劉老師竟也呆住了。而后他嚅嚅的詰問: 你什么意思？你說誰機會主義...... 同學們見劉老師膽氣不足、怯懦心虛的樣子，便三三兩兩的交頭接耳起來。這節(jié)晚自習課的批判會，就這樣攪亂了，流產(chǎn)了。</p><p class="ql-block"> 散會以后，劉老師又單獨找我，問我聽到什么風言風語沒有？我說沒有，真的沒有。</p><p class="ql-block"> 劉老師還是不信：那你為什么提右傾機會主義? 我說：我拉肚子可死不了人，應該帶病堅持返校，可是躺在家里休息不返校，“ 缺少革命干勁，” 這不就是“右傾”嗎？ 借著有病躺在家里偷懶，這不就是“機會主義”嗎？</p><p class="ql-block"> 最后劉老師酸酸的說：你不是說有病嗎，那就先別上課了，在宿舍里休息，也想想寫檢查的事。</p><p class="ql-block"> 我知道這是變相停課，就干脆躺在宿舍里休息起來。有些同學到宿舍來看我，頭一個是孫玉栓，接著是孟慶蘭和于淑貞，后來是于淑玲、唐淑貞及于葆榮、于志昌等等。</p><p class="ql-block"> 過了兩天，校長知道了（也許早就知道），找我談話，了解事情原委，又反復找班干部談話核實，這事就算完了，我也沒寫什么檢查。</p><p class="ql-block"> 可是沒過幾天，劉老師就消失了，他沒有跟班上同學們打招呼，走得不大體面。也許他在政治上不遂心，或者遭受過不公正的待遇？</p><p class="ql-block"> 他心中有怨氣有怒火有激憤，但無論如何，也不應該遷怒于學生，把邪火發(fā)在學生們身上，甚至把“整”學生做為政治上邀功自贖的手段。</p><p class="ql-block"> 做人要有人格，要有個基本準則，不能因為強者迫害了你，你就去迫害更弱者！尤其是在校長面前，“先生”那副過于卑恭的樣子， 就可使“師道”尊嚴掃地！</p><p class="ql-block"> 如果先生此后洗心革面，當然可以重塑自己的形象。愿上帝寬恕他。我在學校沒有多說劉老師一句壞話，我不同情他，只是可憐他，白讀了那么多年書！</p><p class="ql-block"> 劉老師過去不一定做過老師，此后也不適宜從事這個職業(yè)，德器偏狹是一方面；才具不足，首先口才太差。站在講臺上，你嘴里拿不出真貨來是不行的！起碼是難以服眾的，說是誤人子弟也不為過。 </p><p class="ql-block"> 路老師又回到課堂上，講授語文課了，同學們很高興，他自己也高興，他平時那張一貫嚴酷冷峻的臉上，竟時而也有些微笑了?？墒钦l能知道，這卻是他最后的幾節(jié)語文課了。</p><p class="ql-block"> 春末夏初，大地溫暖，學校的庭院里卻還帶著春寒的余韻，校長傳達了上級“動員部分師生回鄉(xiāng)參加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報告，全校師生都要積極響應，都必須寫出申請，要“自愿要求”下放回鄉(xiāng)務農(nóng)。</p><p class="ql-block"> 我的同窗好友謝炳義問我，寫不寫？我說，不寫。謝說，我也不寫。我們以為學校肯定要找我們談話，逼迫我們“自愿”寫申請。</p><p class="ql-block"> 可是我們猜錯了，“校辦”的院子里一片忙亂，沒有人理睬我們。學校的下放名單是已經(jīng)預先確定好了的，根本就沒有考慮做什么“動員”工作，開大會做報告就算是動員了，要誰走，誰就得走，不走也得走。</p><p class="ql-block"> 第二天，學校就匆匆忙忙的宣布了下放人員的名單。以路老師為首的兩名教師和幾十名學生“光榮”下放回鄉(xiāng)務農(nóng)（沒有我和謝炳義）。 </p><p class="ql-block"> 路老師和許多學生都掉了眼淚，因為在籌建學校和鞏固發(fā)展校園的過程中，他們都是骨干，很出了力的。生活就是這樣，這個路老師呀，工作能力比很多人都強，可脾氣卻像茅坑的石頭，又臭又硬，自己是反動派軍官的身份，卻硬充耿直強項（不是強項令），基本上不會巴結(jié)領導。</p><p class="ql-block"> 這是不是活該呀？生存的空間就是這個樣子，你教課再好也沒有用呀！那個時期的上級不抓教育質(zhì)量，上課全憑自覺自悟，無人驗證你的成績。 </p><p class="ql-block"> 路老師的性格，跟先前離校的劉老師正好相反，是兩個極端，要是倆人勻一勻，也許情況要好些？</p><p class="ql-block"> 劉老師只討了校長的歡心，可校長又擔心大家對劉的意見太大、太多，恐怕影響到自己的前程，而不敢留用劉老師；而路老師呢，是校長本心就不願留用他，其中包括幾個跟路老師過往較密的學生干部和優(yōu)秀學生，也受到株連，一併下放。</p><p class="ql-block"> 路老師的離校，有政治原因但主要還是他自己的性格害了自己，悲劇的性格造成了他命運的悲劇。</p><p class="ql-block"> 在離開學校的那天，他那做過軍人教官的筆挺的腰桿，終于有些彎曲了。然而，他始終沒有在學生面前吐一句怨言，甚至還強承笑顏的鼓勵留校的學生，要珍惜機會，好好學習。這不是誰都能夠做到的，實在是彌足珍貴。</p><p class="ql-block"> 路老師以后的消息，我是在九年之后才聽到的。他回鄉(xiāng)以后，踏踏實實的種了幾年地，也幫村里的集體，搞些副業(yè)加工，但終于沒有躲過“革命運動”的大網(wǎng)，在一場觸及靈魂也觸及皮肉筋骨的革命運動中，他終于沒有經(jīng)受住革命的洗禮，最后“自絕于人民了”。</p><p class="ql-block"> 他家里只有老母和妻子，他是個孝子卻沒有孩子，不知道從宗教學說的角度上怎樣解釋這種情況，反正世間俗人是很容易產(chǎn)生困惑的，很容易對“種因得果”的“靈光性”產(chǎn)生懷疑和動搖。</p><p class="ql-block"> 希望宗教界的善男信女們能夠原諒筆者的無知和茫然，并能夠祈禱神靈發(fā)揮更大一點的作用，讓人間百姓更平安順暢一些。</p><p class="ql-block"> 中國人的習慣,對于“自尋短見”的逝者，往往是帶著一種敬畏和惋惜的心情，況且，跟路老師同一天死的，還有他的老母親，是先他一步上吊死的。據(jù)人們分析：路老師在擺平老母親的尸體后，自己隨之而投繯自盡的。</p><p class="ql-block"> 路老師的妻子是被丈夫提前支派到谷場上，翻曬谷物去了,她回家見到的，只是婆母和丈夫的兩具尸體。公安部門沒有查出別的異常，就很快結(jié)案了。</p><p class="ql-block"> 路老師在學校的時候，以教學嚴謹出名，而且多才多藝，樣樣都行，確實是個人材。他講授過的語文課，后來逐漸地被融合了。只有他教過的一首歌，至今在學生的記憶中，依然十分清晰，那歌詞是這樣的：“晚霞映紅了天空，鳥兒在枝頭低聲歌唱，微風從田野里輕輕吹來，我的心兒也飛向遠方，啊啊，北京！啊啊，北京！在這美妙而寧靜的夜晚，我想念著你呀，祖國的心臟！” </p><p class="ql-block"> 別管怎么說，路金榮老師還真是熱誠的為鄉(xiāng)民們辦了幾年中學教育，他教過的學生，有些進了國家重點高中，有一人考進南開大學，有的當了報社編輯，有的當了解放軍軍官，有的當了市長，有的當了大學的院系領導，有些被選調(diào)到國營企、事業(yè)單位工作，有些人在鄉(xiāng)里成了不顯山不露水的富裕戶。如果沒有路老師“幫筑根基”，這許多人要發(fā)跡也難。</p> <p class="ql-block"> 1959年春天以后，紅專大學的牌子摘了，換上了農(nóng)業(yè)中學的牌子，這就有點返補歸真的味道了。 </p><p class="ql-block"> 這天下午，班主席（班長）悄悄的通知我，“晚上七點鐘，在校長辦公室小院里開會，要注意保密，不要跟別人講”。像這種“神圣”的會議，我還是頭一回參加，滿心高興，有點受寵若驚的感覺。</p><p class="ql-block"> 晚晌七點鐘整，我準時來到小院，那里陸續(xù)來了大約四十多個同學，我的好友謝君也在其內(nèi)，大家彼此點頭，都沒有說話。</p><p class="ql-block"> 朱校長出來了，他是革命軍人轉(zhuǎn)業(yè)干部，說話很沖：“ 同學們，你們是咱們學校最好的學生，在學習上是排頭兵，在生產(chǎn)上也是排頭兵，學校信任你們，我信任你們，我可以把咱們學校的家底透給你們，現(xiàn)在，咱們學校面臨的困難很大....你們心里有個數(shù)就行啦，不要跟同學們亂講。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lt;/p><p class="ql-block"> 朱校長咳嗽了一下，主管總務的孫老師趕緊走上前來，接著話頭講，“今天晚上有一個特殊任務，咱們組織突擊隊去完成。大家注意保密，不要亂講，誰講了誰負責任，願意參加突擊隊的留下來，現(xiàn)在散會！” </p><p class="ql-block"> 同學們都沒有走開，謝君在我耳邊輕聲說，每次都這么講，好幾次了。我問：到底干什么去？謝君說：你一會兒就知道了。他輕輕推開我，向一邊走去。</p><p class="ql-block"> 孫老師重新清點了人數(shù)，為39人。孫老師講，大家就不要離開了，上廁所的，趕緊去，抓緊一點。</p><p class="ql-block"> 同學們在院子里，也不敢多說話，就那么干等著，站累了，蹲下，蹲累了,又站起來，這么倒騰來倒騰去，等待著一個“莊嚴”的時刻。 </p><p class="ql-block"> 晚上九點鐘的時候，朱校長、孫老師和學生會主席臻贊來了，首先宣布紀律：一、服從命令聽指揮；二、不要說話，不要交頭接耳，不要議論。然后分發(fā)月餅，準備做宵夜的點心，同時，召呼一些同學去拿工具。</p><p class="ql-block"> 晚上九點一刻，隊伍出發(fā)了。夜很靜，勞累了一天的村民們，大多已安然入睡，那個年代的農(nóng)村里基本上是聽不到狗叫的（不許養(yǎng)，也養(yǎng)不起）。</p><p class="ql-block"> 隊伍走出村口，朱校長要大家走得快一點，于是，全都加快了腳步，有的同學就小跑起來。朱校長急忙傳令：不要跑，走快一點就行了。</p><p class="ql-block"> 我小聲問身旁的謝君，這是怎么回事？謝君說，“別傻了，跑步的聲音多大呀！” “不許說話，快走！”學生會主席低聲喝道。我心里想，怎么這么兇，都是同學哥兒們，干什么呀。我和謝君不說話了，快步趕了上去。</p><p class="ql-block"> 大家走個不停，轉(zhuǎn)彎抹角地走了一個多小時，大約有十幾華里，行進的隊伍終于在前面停了下來。 這里是一片無邊無際的蘆葦草地，地勢復雜，有高有低，低洼處是淺水和泥灘，蘆葦茂密；高處無水，露出干爽的土地，蘆葦稀疏而低矮。</p><p class="ql-block"> “開始吧”，一聲令下,人們都忙活起來了。嚓、嚓、嚓的割草聲，伴著稀稀拉拉的青蛙鳴叫，打破了深夜的寂靜……“快點兒，快點兒！”——老師督促的聲音。</p><p class="ql-block"> “靠那邊點，你靠那邊點！別碰著我！” “你到那邊去，擠在一起干什么?” 相互的抱怨聲。 “別說話，抓緊點，快點兒”！——短促的斥責聲。</p><p class="ql-block"> 同學們貓著腰，揮舞著鐮刀，一鐮快似一鐮地割著蘆草，顧不得抬頭，顧不得伸腰；下面，深一腳，淺一腳，顧不得泥水……在高度緊張、亢奮的狀態(tài)下，人們的潛能得到了極致的發(fā)揮！漸漸的，漸漸的，每個人的身后，都積起了高高的草堆。 …… </p><p class="ql-block"> “行了，行了，抓緊收拾一下，準備回去”。孫老師傳達了校長的指令。</p><p class="ql-block"> 近旁的一個同學直起腰來問：孫老師，幾點了？ 孫老師說，三點多鐘，快點吧！同學們擔著四十擔蘆草，盡管是倆人并排行走，也是拉起了很長的隊伍，我和謝君走在靠近排頭的位置上。</p><p class="ql-block"> 天上的行云已經(jīng)散去，一彎皎潔的下弦月掛在天際。突然，只見前面道路的左側(cè)、右側(cè)，數(shù)十米處，各有一條黑影，分別由兩側(cè)飛也似的向我們隊伍的前頭奔來，說時遲那時快，眼見得兩條黑衣壯漢，各執(zhí)長桿，交叉點地，攔住我們的去路，一聲斷喝：“別走了，放下！” </p><p class="ql-block"> 我們走在前面的幾個同學一下子驚呆了，但片刻之間我們就恢復了鎮(zhèn)靜，因為我們?nèi)硕鄤荼娧?。正當我們幾個同學跟擋路者交涉斗口的時候，朱校長聞聲趕到跟前：我們是紅專大學的，我是校長，有什么事跟我說。</p><p class="ql-block"> 攔路者說：你們?yōu)槭裁赐滴覀兊奶J草？朱校長說：這是荒地的草呀！ ……雙方唇槍舌劍，斗起嘴皮子來了。</p><p class="ql-block"> 校長也是累了，也是想緩和一下氣氛，就蹲下來說：來，咱們好好談談，總可以解決的。兩個攔路者警惕得很，不肯蹲下來交談，手持長竿，虎視眈眈的站在校長兩側(cè)。</p><p class="ql-block"> 有一個學生看到這種情況，覺得校長有點孤立和被動，就跑到擔草隊伍的后頭，召呼同學們，說校長讓人家扣住了，咱們大家快趕過去！有的同學情不自禁，競相喊出“沖呀，沖呀”的喊聲。</p><p class="ql-block"> 一時間，幾十個半大的小伙子，呼拉拉跑上前去，鐵桶一樣緊緊的圍了起來。兩個攔路者有些恐慌了，知道手中的長桿已失去了作用，索性做出“不對抗”的姿態(tài)，蹲了下來。</p><p class="ql-block"> 他們言語有些慌亂：我們，我們是國營農(nóng)場的護草員，你們別…… 朱校長大聲說：大家別亂動，我跟兩位同志談。</p><p class="ql-block"> 兩位護草員見這邊控制了學生們的情緒，便又來了勁：你們必須跟我們?nèi)シ謭?！不然我們沒法交代。</p><p class="ql-block"> 朱校長說: 兩位同志你聽，我們學校幾百名學生，上課辦學, 吃、喝、拉、撒、睡，全靠自己動手，勤工儉學，自力更生，自己養(yǎng)活自己，很不容易，實在不容易！我們養(yǎng)了幾十頭牲畜，沒有草吃，快餓死了，不信你們?nèi)タ纯?，沒有辦法，到你們這邊割點草，這邊草多，請你們原諒，我們必須把草挑回去。</p><p class="ql-block"> 朱校長的好話說了一籮筐，力圖撥動兩位護草員的測隱之心，誰知兩位護草員心如鐵石，堅持原則不變。</p><p class="ql-block"> 孫老師湊了過來，剛要幫腔說話，立刻遭到朱校長嚴厲訓斥：“去, 一邊去”！孫老師平素機敏練達，滑稽幽默，號稱智多星，文化不高而心智多多，此時一見校長發(fā)火，情勢不對，趕緊從人群中擠出來，悄然召呼一些外圍的同學，挑起后面的十幾擔蘆草，繞行邊緣小道，暗渡陳倉，徑奔學校而去。 </p><p class="ql-block"> 這邊還是討價還價的爭執(zhí)不休，朱校長說：這樣吧，你讓學生們把草挑回學校，我親自跟你們?nèi)シ謭鲎鰝€交待。兩位護草員當然不會同意把已經(jīng)繳獲的“戰(zhàn)利品”丟掉。</p><p class="ql-block"> 這時候東方漸漸發(fā)白，朱校長猶豫了，松勁了，最后形成妥協(xié)：留下現(xiàn)場的全部蘆草，留下十副扁擔、繩索，算是護草員的截獲，算是對國營農(nóng)場(分場)的一個交待。 </p><p class="ql-block"> 在返校的路上，我摸了摸口袋里的兩塊月餅，都擠碎了，這在當時的鄉(xiāng)下是稀罕物，我本想留到周日回家，與家人分享的。唉，學校能發(fā)兩塊月餅也不容易。</p><p class="ql-block"> 幾天以后，割草風波平息了。人民公社領導向國營農(nóng)場及分場表示了歉意，農(nóng)場領導表示了諒解和不安，歸還了扁擔、繩索等“作案”工具，雙方革命友好協(xié)作關(guān)系如初。而蘆葦養(yǎng)護區(qū)的蘆草，自然是不能再割了。</p><p class="ql-block"> 早在這年春天，學校就把一個機動組擴展成兩個打草隊，每天輪換，總有幾十個人打割青草。當然一開始不是在國營農(nóng)場的蘆葦養(yǎng)護區(qū)，而是在一般耕地田埂和荒原上。</p><p class="ql-block"> 青草可以賣錢，尤其是蘆草更貴。一斤曬干的蘆草，相當于半斤平價糧的價錢。這是學校的一項較大的現(xiàn)金收入，比起園田里的瓜果蔬菜的產(chǎn)值，要高很多呢。大概是“發(fā)財嫌慢”的原因吧，隨著田埂和荒原的青草數(shù)量的減少，部分教師和校長打起偷割國營農(nóng)場蘆葦養(yǎng)護區(qū)的主意，這才出現(xiàn)了“夜襲蘆葦蕩”的事情。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偷割了幾次蘆草，很順手，很來錢，也就收不住手了，直到引起人家蘆葦養(yǎng)護區(qū)的警覺，引起人家“ 設伏 ”。</p><p class="ql-block"> 同學們?nèi)?、?知己，有時暗地里取笑，戲稱那天晚上的行動 是“夜闖華容道”。那時我等少年輕狂，不了解學校的生存艱難，不懂得“枉尺直尋”的生活道理；而往更深一層，則是，不懂得圣潔的校園，一“經(jīng)”沾污，還能不能清洗純凈 ? ！</p><p class="ql-block"> 很僥幸，幾個月后， 1960年春天，我和謝炳義、郭洪文、唐夢月、孫文弟、孫潔如、劉玉柱、武鳳桐、孫玉玲、孫廣新等等諸君，共十余名同學，被保送到國立二中去讀高中，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好事，大家異常激動，歡喜若狂！</p><p class="ql-block"> 我們終于跟這所“紅專大學” 告別了， 在傳統(tǒng)教育上看，這學校是變異，是異端，在這里有過壓抑，有過勞苦，有過艱辛，很少歡樂，但我們發(fā)源于此，則不可忘本！</p><p class="ql-block"> 兒不嫌母丑，這里畢竟曾是我們的母校。這所學校養(yǎng)育過我們，扶植過我們，當然也鞭笞過我們。我們這部分學生，并沒有在這里倒下去，而是以更堅韌的心竅，更強健的身軀，挺過來了。帶著一種特殊的心態(tài)，一種極強烈的新鮮感覺，走進傳統(tǒng)正規(guī)的名校二中。</p><p class="ql-block"> 那里迎接我們的，不是鮮花，不是寵愛，而是在當時大饑荒下的艱苦生活和近于自虐的學習拼爭！ 這其中，隱隱約約，有些人已經(jīng)看到了前方的光明。偶而想起那些比我們更優(yōu)秀的卻被下放的同學，他們本應該有著更廣闊更輝煌的前程，不幸的是，他們早早的被摧折了。他們是極端權(quán)力下的犧牲者，而且無處去告，無處去訴，這也是那時候生活的一個痛點。</p><p class="ql-block"> 回想起初中生活的那個年月，中國有文化的人還不是很多。那些曾經(jīng)導引過我們、授業(yè)給我們的師長們，還真沒有一位是所謂“德藝雙馨”聖賢式的教育家，起碼我所在的學校里沒有。</p><p class="ql-block"> 從小學到初中階段，我所認識的師長，他們都是普通人，他們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毛病甚至有所謂“政治污點”的各種各樣的普通人。是那個時代把他們推放在那個崗位上，他們執(zhí)行著那個時代的使命，然后，又逐漸被歷史行進的煙塵所淹沒。</p><p class="ql-block"> 那些曾經(jīng)可敬的可愛的可悲的可憐的人們，大都已成為逝者，在為他們祈禱和呼喚的同時，他們也為后人留下了真實的深刻的印跡和啟示。</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right;">2024年12月定稿</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font-size:20px;">～*～*～*～*～*～*～*～</span></p> 謝 謝 欣 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