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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閑看——《李鴻章傳》讀后感

老E

<h3>  無論生前身后,李鴻章都是個極富爭議的人物。上中學的年代,歷史老師口中的"大漢奸、賣國賊李鴻章",至今言猶在耳。最近一些年,又有很多為李鴻章翻案的文章和說法,說他是十九世紀"三大偉人",號稱"東方俾斯麥"。那我們究竟應該怎樣看待李鴻章呢?</h3><h3> 在李鴻章去世近兩個月后,流亡海外三年的梁啟超先生完成了這篇皇皇大作《李鴻章傳》。這是二十九歲的梁啟超,以通緝在案的維新派流亡領袖身份,為七十八歲的在朝洋務派領袖作傳,其中大有深意。梁啟超自稱與李鴻章"于政治上為公敵,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為之作冤詞也"。為一位剛剛逝世的大人物作傳,能做到不存私見、評價公允、褒貶分明,殊非易事。</h3><h3><br /></h3><h3>李鴻章轉(zhuǎn)</h3> <h3>  梁啟超的這本《李鴻章傳》以文言文撰寫,僅六萬余字,要言不煩,如行云流水一氣呵成;時人稱道梁氏文風"筆端常帶感情",極具感染力和煽動力,可稱得上近代文壇上最生動的文言文。百年后讀此傳記,仍能栩栩如生地感受到梁啟超高屋建瓴的史識、客觀公正的史德及縱橫馳騁的史筆。再看看我們今天的一些傳記,冗長拖沓,動輒數(shù)十萬字,難免有碼字賺錢之嫌。</h3><h3> 梁啟超在《李鴻章傳》的"序例"中開宗明義,自承"全仿西人傳記之體",他批評中國舊傳記體裁"類皆記事,不下論贊,其有之則附于篇末矣",而司馬遷開創(chuàng)的夾敘夾議式列傳體裁,"后人短于史識,不敢學之耳",他愿意繼承這一傳統(tǒng)。梁啟超的文字,一向帶有鮮明的個人文字風格,極具張力。在本書一些總結性論斷中,經(jīng)常用"吾敢言"、"一言以蔽之"一類詞句,透露出一股咄咄逼人的自信,殆非有真知灼見者所不敢為也。</h3><h3> 縱觀此傳,分為"李鴻章之位置"、"李鴻章未達以前及其時中國之形勢"、"兵家之李鴻章"、"洋務時代之李鴻章"、"中日戰(zhàn)爭時代之李鴻章"、"外交家之李鴻章"、"投閑時代之李鴻章"、"李鴻章之末路"八大主題,議論風發(fā),既提綱挈領,又順應了歷史時序;末章結論中,列舉古今中外十六位政治人物霍光、諸葛亮、郭子儀、王安石、秦檜、曾國藩、左宗棠、李秀成、張之洞、袁世凱、梅特涅、格蘭斯頓、梯也爾、井伊直弼、伊藤博文,逐一與傳主比較點評,妙語連珠,極具特色;而將梁啟超放到世界歷史的大視野中研判,上下五千年,環(huán)視八萬里,更是自司馬遷以降史家所未企及的時空。這種傳記體裁開一代之風氣,直到現(xiàn)在仍不斷被人襲用。 </h3><h3><br /></h3><h3>梁啟超</h3> <h3><b>1、 李鴻章之位置</b></h3><h3> 在本章的一開始,梁啟超就明確,"欲評騭李鴻章之人物,則于李鴻章所居之國,與其所生之時代,有不可不熟察者兩事。"我極為佩服梁啟超先生的這個觀點。寫歷史人物之前,先詳細分析他所處的環(huán)境和他所生活的時代,必然就能對傳記人物本身有一個清醒的、客觀公正的評價。我想這是后世每一個寫史人應該秉持的原則。而不是簡單的臉譜化的給他們帶上某一標簽。我們學生時代的歷史書就是如此,全部都已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的口吻和立場在評判歷史人物,給他們扣上 "英雄""漢奸""賣國賊"等標簽。我們每一個人內(nèi)心如何看待和評價歷史人物,一定要考慮時代背景,這樣才能公允的評價某個歷史人物,并從這些歷史中,尋找提高自己的方法,從當前的小格局中,提高到大格局。</h3><h3> 李鴻章以一介詞臣入幕,平發(fā)捻、辦洋務、創(chuàng)海軍、主外交,位極人臣,其見識才具,遠超同僚之上。但觀其一生功業(yè),論武功,內(nèi)戰(zhàn)內(nèi)行外戰(zhàn)外行;論洋務,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論外交,則喪權辱國莫此為甚。一言以蔽之,李鴻章的失敗的根源在其背后的專制政治體制。梁啟超從李鴻章在中國歷史中的位置入手,分析其致敗的根本原因:凡一國今日之現(xiàn)象,必與其國前此之歷史相應,故前史者現(xiàn)象之原因,而現(xiàn)象者前史之結果也。夫以李鴻章與今日之中國,其關系既如此其深厚,則欲論李鴻章之人物,勢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觀察夫中國數(shù)千年來政權變遷之大勢,民族消長之暗潮,與夫現(xiàn)時中外交涉之隱情,而求得李鴻章一身在中國之位置。他指出:"李鴻章所居者,乃數(shù)千年君權專制之國,而又當專制政體進化完滿,達于極點之時代也";"李鴻章所居者,乃滿洲人入主中夏之國,而又當混一已久,漢人權利漸初恢復之時代也"。上述視角,切中中國封建社會超穩(wěn)定結構之弊,也提示了晚清滿漢民族矛盾最終演變?yōu)榕艥M革命之根由。</h3><h3> 關于"中國數(shù)千年來政權變遷之大勢",梁啟超從春秋戰(zhàn)國說起,下至兩漢魏晉唐宋元明,歷數(shù)中國封建社會由貴族政體演變?yōu)橹醒爰瘷嗟木鲗V普w之流程,指出:"中國為專制政體之國,天下所聞知也。雖然,其專制政體,亦循進化之公理,以漸發(fā)達,至今代而始完滿,故權臣之權,迄今而剝蝕幾盡。"他將歷代權臣分為貴族、豪杰、布衣、佞臣四類,"要而論之,愈古代則權臣愈多,愈近代則權臣愈少,此其故何也?蓋權臣之消長,與專制政體之進化成比例,而中國專制政治之發(fā)達,其大原力有二端:一由于教義之浸淫,二由于雄主之布劃。"</h3><h3> 何謂"教義之浸淫"?梁啟超指出,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專弘此術以化天下","爾后二千年來,以此義為國民教育之中心點","義理既入于人心,自能消其梟雄跋扈之氣,束縛于名教以就圍范"。至于"雄主之布劃",作者舉漢光武、宋太祖以厚祿解功臣兵柄,以及漢高祖、明太祖屠戮功臣為例:"雖用法寬忍不同,而削權自固之道則一也。洎乎近世,天下一于郡縣,采地斷于世襲,內(nèi)外彼此,互相牽制,而天子執(zhí)長鞭以笞畜之",導致群臣"雖有國家大事,明知其利當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議逆上旨以當其沖。諺所謂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者,滿廷人士,皆守此主義焉,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漸矣。"</h3><h3> 梁啟超認為:"貴族柄權之跡,至漢末而殆絕"。 "李鴻章之地位,比諸漢之霍光、曹操、明之張居正,與夫近世歐洲日本所謂立憲君主國之大臣,有迥不相俟者,勢使然也" 。最終李鴻章晚年在內(nèi)政外交方面的各種失敗,自然就無可避免。</h3><h3> 雖然梁啟超從中國的權利演變、清朝的官制等原因的分析,為李鴻章的失敗進行了客觀原因的分析,進行了部分辯解。梁啟超又同時從李鴻章自身主觀原因方面指出了李鴻章失敗的原因。梁啟超說"即使李鴻章果有實權,盡行其志,吾知其所成就亦決無以遠過于今日。何也?以鴻章固無學識之人也。且使李鴻章而真為豪杰,則憑藉彼所固有之地位,亦安在不能繼長增高,廣植勢力以期實行其政策于天下。彼格蘭斯頓、俾斯麥,亦豈無阻力之當其前者哉?"</h3><h3> 梁氏的這一分析,開中國傳記之先河,對中國歷代封建制度的演化描述精準至極。之前讀過一本張宏杰先生寫的《中國國民性的演變歷程》,在張宏杰的這本書里,他把梁啟超先生在這本《李鴻章傳》中對中國歷代封建體制演變進化的過程,從國民性這個角度,進行了更加詳細的剖析,朋友們?nèi)绻信d趣,也可以看看。</h3><h3><br /></h3><h3>李鴻章</h3> <h3><b>2、 李鴻章未達以前及其時中國之形勢</b></h3><h3> 梁啟超在本章節(jié)中詳細說明了李鴻章所處時期,國內(nèi)外的基本形勢,并對中國歷朝歷代更替的實質(zhì)進行了點到為止的剖析。他說"實則全國擾亂之種子,無時間絕,稍有罅隙,即復承起,故數(shù)千之史傳、實以膿血充塞,以肝腦涂附、此無可為諱者也" 。李鴻章所處時期的中國,真是內(nèi)憂外患。內(nèi)部太平天國和捻軍作亂,外部歐洲大陸局勢自法國大革命以后,已逐漸平穩(wěn),各國不再互相侵略,而是專門養(yǎng)精蓄銳,把戰(zhàn)略投向東方。</h3><h3> 1860年,時年38歲的李鴻章還在曾國藩手下做參謀,曾國藩推薦其任兩淮鹽運使。舉薦的詔書送到北京城,可偏偏同時到北京的還有英法聯(lián)軍,咸豐皇帝北逃承德,那有心思批這個兩淮鹽運使這樣的小官,這事也就擱置了。此時已經(jīng)過了半輩子的李鴻章,學劉備拍著大腿嘆息光陰流逝,懷才不遇,實在也不好意思談什么功名了。此時的李鴻章,就算讓他做一個白日夢,他也不敢想,也想不到,他即將迎來怎樣春風得意、獨挽狂瀾的四十年。</h3><h3><br /></h3><h3>列強瓜分中國圖</h3> <h3><b>3、 兵家之李鴻章</b></h3><h3> 中國人都喜歡講一句古話:時勢造英雄,秦朝末年天下大亂,起事的豪杰如云,劉邦、項羽、韓信等英雄隨之踏上歷史的舞臺;東漢末年天下大亂,天下紛紛擾擾,曹操、劉備、諸葛亮等人物,也變得家喻戶曉。梁啟超說"自古大偉人,其進退出處之間,天亦若有以靳之,必待機會已熟,持滿而發(fā),莫或使之若或使之。"</h3><h3> 在梁啟超看來,同光中興的諸大臣里,李鴻章成名最晚,但他名氣最大,掌權也最久。正映襯了謝靈運的那句名言"諸公生天雖在靈運先,成佛必居靈運后" 。從同治元年(1862年)淮軍成軍,到同治七年(1868年)李鴻章剿滅捻軍,短短7年時間,李鴻章的軍事生涯順風順水,名利雙收。梁啟超認為,李鴻章的成功,與曾國藩有莫大的關系,就軍事來說,李鴻章的軍事生涯,始終是和曾國藩同步的。李鴻章肅清太平軍,是由曾國藩統(tǒng)領大局;剿滅捻軍,一直沿用的是曾國藩所制定的戰(zhàn)略,同時他糧餉充足,也是托曾國藩這個兩江總督的福。李鴻章在曾國藩手下多年,既學會了很多道德理義,也學會了帶兵打仗。李鴻章一生踐行的吃苦耐勞、任勞任怨、堅忍不拔的精神,以及他開誠布公、團結部下的治軍風格,都是從曾國藩那里學來的,可以說是先有曾國藩的教育才有李鴻章后來的造詣。所以李鴻章也十分尊敬曾國藩,把曾作為父母,甚至神明一樣尊敬,梁啟超認為,這也是應該的。</h3><h3> 在講述李鴻章的軍事生涯的章節(jié)里,梁啟超用了相當多的筆墨來評價了太平天國的一代名將李秀成。甚至在本書的最后,梁啟超對比李鴻章和李秀成的時候,梁氏還提出"故吾求諸近世,欲以兩人合傳而毫無遺憾者,其惟二李乎?"因為梁啟超在寫史上的地位和威望,他提出的這個課題,竟然也無人敢接他這個題,寫一遍二李的合傳。因為中學歷史課本教育的緣故,我們這一代人對太平天國總體持同情態(tài)度,對李秀成陳玉成兩位大將,我從中學時代就很佩服,也看了一些零星的片段的資料。也斗膽從幾個方面對比一下李秀成與李鴻章,談一談個人粗淺的看法。</h3><h3> 首先從品行上講,李鴻章死后,清廷賜號"文忠",李秀成獲封"忠王",兩個人應當說都是忠誠的典范。李秀成既便是在受到洪秀全的深深猜疑,母妻被押、內(nèi)無軍餉支兵、外無援兵相救的艱難下,仍然毫無保留的堅持與清軍進行艱苦的戰(zhàn)斗。他離開蘇州的時候,全城男女老幼,無不痛哭流涕。在眼見太平天國之大廈將傾時,毅然投入南京保衛(wèi)戰(zhàn),城破時又抱定必死之心,讓白馬于幼主,自己堅持巷戰(zhàn)直至被俘。被俘后,三天站立囚籠中,寫下壯懷激烈的供狀,雖被曾國藩幾經(jīng)修改,至今讀來仍然威風凜凜,筆夾風雷。而李鴻章呢?李鴻章在給光緒的詔書中責怪朝中之人搞派系,可真正搞派系的人其實是他自己。李所用的人大部分都是庸才,一到了關鍵時刻就變成了廢材,除了幕僚外,他用人和提拔官員的首要標準不是看才學和品德,而是看關系和金錢。時人借此諷刺李鴻章"宰相合肥天下瘦"。中日甲午戰(zhàn)爭之敗,丁汝昌、衛(wèi)汝貴、葉志超等淮系軍官的臨陣逃脫,負有極大的罪責。在李鴻章40歲這年,太平天國八王獻出蘇州城之后,他卻舉起刀殺降,并消滅其親兵一千多人,于私德有損。在這一點比之李秀成的禮葬戰(zhàn)死的浙江巡撫王有齡,不殺趙景賢,人格魅力上,顯然棋輸一著。</h3><h3> 其次從軍事上來看,李鴻章上面有老師曾國藩運籌帷幄,居中調(diào)度,邊上有左宗堂迂回穿插,最有效的還是曾國荃那把緊緊的插在敵人心臟的尖刀,使得李秀成每每投鼠忌器,不敢放手一搏。李早期手下有程學啟、劉銘傳、郭松林等,戰(zhàn)將如云,尤其是有常勝軍戈登的鼎力相助,應當說天時地利人和俱占。雖說在此過程中李鴻章功不可沒,能做到寬仁待人,與兵同苦。但若和李秀成比較起來可以說是"幸運兒"亦不為過。當時的太平天國自從各王自相殘殺后,心懷大志的石達開又出走孤軍轉(zhuǎn)戰(zhàn)于太平軍的體系外,以是"朝無佐政之將",同時,帶兵打仗最重要的因素士氣,也在這時和清朝政府徹底顛倒。洪秀全在短短幾年間橫行中國半壁江山,卻在定都南京后卻不思進取、紙醉金迷,妄圖劃江而治,坐失良機。天平軍內(nèi)部各高層爭權奪利,上行下效致使軍心喚散,江河日下,這一切都是李秀成無法逾越的劫數(shù)(曾國藩在寫給曾國荃的家書中對天平天國和清朝的勢的逆轉(zhuǎn)也有此番表述)。但就是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李秀成還是盡力的維持了七八年之久,并一度還有中興之相。就算是在南京即將城破之時還能組織起一次有效的閃電戰(zhàn),先派遣幾百個人扮成官軍潛入曾國荃的大營,自己親領一軍進行猛烈攻擊,就這少少的一兩千人殺得曾國荃是幾近崩潰,要不是意外因素導致此次行動功敗垂成的話,此戰(zhàn)絕對可以算是古今經(jīng)典的戰(zhàn)例之一??梢姡娛律?,李秀成至少可以說與李鴻章平齊,考慮到中日甲午戰(zhàn)爭中李鴻章昏招頻出,說李秀成略勝一籌也未嘗不可。</h3><h3> 最后再從眼界上看,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鴻章在一封寫給皇帝的奏折中,便提出了當下之世界,正處在三千多年來的一個大變局,他講到西方人憑借威力巨大的洋槍洋炮橫行中國,而滿朝上下,竟無人看見這數(shù)千年之大變局,滿足于茍且偷安,不去回顧之前戰(zhàn)敗的恥辱,不去思考未來的出路??梢姡铠櫿麓_實有當世數(shù)一數(shù)二之眼光。同治三年,李鴻章在肅清了江蘇全境的太平軍后,清廷多次下旨給李鴻章,要求他率領淮軍協(xié)助攻打南京。李鴻章以夏天不利火器為由,數(shù)次拖延出戰(zhàn),實則是不想搶曾國荃即將到手的天大功勞,而在曾國荃因拿下南京城而招來一片嫉妒彈劾之聲,就連湘系的左宗棠也忍不住并出手爭功的時候,他依然能堅守沉默,不燥不爭,盡顯其大家之一面。這也不難理解信守知足、知止的曾國藩在以后的歲月中為什么會選擇了李鴻章,并且無私的退居二線為他籌謀大局的原因。而李秀成乃草莽中人,他可能能看清楚中國的底層局勢,但是卻沒有抬頭看世界,當年陳玉成建議李秀成合攻武漢,先占領長江上游,李秀成卻做出了進攻上海的決定。這讓本就搖擺不定的列強們,下定決心倒向了政府軍一邊,同時也加速了天國的滅亡步伐。其次李秀成看不懂曾國藩之心,以必死之身留下了讓各方學者爭論了上百年的&lt;&lt;李秀成自述&gt;&gt;,妄想以此所謂的民族大義去喚醒曾國藩的漢族自尊心,從而以另一種方式去達到推翻滿清的目的。只是可惜啊!曾國藩這個飽讀理學經(jīng)典、立志做圣人的知識分子之心他是永遠不可能懂,最終落得被曾國藩匆匆殺掉的悲慘結局。可以說在眼界上,李鴻章的卻是大大超過李秀成的。</h3><h3> 二李身處對立的陣營,但在那一段烽煙爭霸的歲月中,他們都是無愧于這一個"忠"字的。雖然二李都是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點,但無論勝的李鴻章還敗的李秀成,亦可算是英雄,時勢造就下的英雄。盡管戰(zhàn)敗的李秀成早于勝利者李鴻章三十七年離開這個舞臺,但歷史也證明了,他們最終都是失意的英雄,都是不能造時勢的英雄。設身處地的想一想,二李身處這樣的體制和時代下,一邊是一個病入膏肓既將崩潰的王朝,一邊又是一個腐朽到極點已然要湮滅的天國,試問又有誰站在他們的人生軌跡上能做得比他們更好呢?正如梁啟超所說"嗚呼!劉興罵項,成敗論人,今日復誰肯為李秀成、揚偉業(yè)發(fā)幽光者?百年而后,自有定評,后之良史,豈有所私。"</h3><h3><br /></h3><h3>李秀成</h3> <h3><b>4、 洋務時代之李鴻章</b></h3><h3> 李鴻章是晚清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這是大家都公認的,但洋務運動的失敗,同樣被歷史所銘記。梁啟超問道:"謂李鴻章真知洋務乎?何以他國以洋務興,而吾國以洋務衰也?"梁氏在傳記中歷數(shù)李鴻章所辦洋務各案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答案:"吾敢以一言武斷之曰:李鴻章實不知國務之人也。不知國家之為何物,不知國家與政府有若何之關系、不知政府與人民有若何之權限,不知大臣當盡之責任。其于西國所以富強之原,茫乎未有聞焉,以為吾中國之政教文物風俗,無一不優(yōu)于他國,所不及者惟槍耳炮耳船耳鐵路耳機器耳,吾但學此,而洋務之能事畢矣。此近日舉國談時務者所異口同聲,而李鴻章實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輩也。是所謂無鹽效西子之顰,邯鄲學武陵之步,其適形其丑,終無所得也,固宜。"</h3><h3>  盡管如此,梁啟超仍認為:"李鴻章之識,固有遠過于尋常人者矣",他列舉李氏奏折中對國家前途的種種深憂切慮,肯定"李鴻章固知今日為三千年來一大變局,固知狃于目前之不可以茍安,固嘗有意于求后千百年安內(nèi)制外之方,固知古方不以醫(yī)新癥,固知非變法維新,則戰(zhàn)守皆不足恃,固知畛域不化,故習不除,則事無一可成,甚乃知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以中國之大,而永無自強自立之時";同時,作者也指出了李氏的歷史局限性:"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競爭,不在國家而在國民,殊不知泰西諸國所以能化畛域除故習布新憲致富強者,其機恒發(fā)自下而非發(fā)自上"。他批評李鴻章"不學無術",未能利用其地位及影響力,推動歷史潮流,嘆息李氏"為時勢所造之英雄,非造時勢之英雄也"。</h3><h3> 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失敗后,倡導"作育新民",以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為己任,這一任務歷時百年仍未完成。梁啟超的這一主張,影響了近代中國幾乎每一個學者、文人、政治家,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蔣介石、毛浙東,都是梁啟超改造國人國民性思想的踐行者,其中尤以魯迅、蔣介石、毛浙東踐行比較徹底,只是踐行的方法不同而已。這個在張宏杰的《中國國民性的演變歷程》這本書里,有詳細的論述。 </h3><h3><br /></h3><h3>洋務運動時期的中國工業(yè)</h3> <h3><b>5、 中日戰(zhàn)爭時代之李鴻章</b></h3><h3> 和我同時代的人,應該都看過1992年版《北洋水師》,從中日甲午戰(zhàn)爭開始的百年中日之爭,留給中國人的悲憤和屈辱一定會伴隨我們這代人終身。中日兩國民眾內(nèi)心的自信,正是從甲午戰(zhàn)爭開始逆轉(zhuǎn),李鴻章一生謗滿天下,也開始于甲午之役北洋水師覆滅。</h3><h3> 梁啟超在這本傳記里詳細列舉了李鴻章在甲午戰(zhàn)爭中的十二個責任。梁啟超寫這個傳記的時候,并不知道之后50年日本還會給中國帶來多大的屈辱,所以,今人再讀這段歷史,對李鴻章的這些責任,自然有了更多的悲憤。在這里,我不想過多的再表述,原封不動的把梁啟超的這段話轉(zhuǎn)載過來。</h3><h3>"平心論之,李鴻章誠有不能辭其咎者,其始誤勸朝鮮與外國立約昧于公法咎一;既許立約,默認其自主,而復以兵干涉其內(nèi)亂,授人口實,咎二;日本既調(diào)兵勢固有進無退,而不察先機,輒欲倚賴他國調(diào)停,致誤時日,咎三;聶士成請乘日軍未集之時,以兵直搗韓城以制敵而不能用,咎四;高麗事未起之前,丁汝昌請以北洋海軍先鏖敵艦,而不能用,遂令反客為主,敵坐大而我愈危,綜其原因,皆由不欲釁自我開,以為外交之道應爾,而不知當甲午五六月間,中日早成敵國,而非友邦矣,誤以交鄰之道施諸兵機,咎五;鴻章將自解曰:量我兵力不足以敵日本,故憚于發(fā)難也。雖然,身任北洋整軍經(jīng)武二十年,何以不能一戰(zhàn)?咎六;彼又將自解曰:政府掣肘,經(jīng)費不足也。雖然,此不過不能擴充已耳,何以其所現(xiàn)有者,如葉志超、衛(wèi)汝貴諸軍,素以久練著名,亦脆弱乃爾,且克減口糧盜掠民婦之事,時有所聞,乃并紀律而無之也,咎七;槍或苦窳,彈或贗物,彈不對槍,藥不隨械,謂從前管軍械局之人皆廉明,誰能信之,咎八;平壤之役,軍無統(tǒng)帥,此兵家所忌,李乃蹈之,咎九;始終坐待敵攻,致于人而不能致人,畏敵如虎,咎十;海軍不知用快船快炮,咎十一;旅順天險,西人謂以數(shù)百兵守之,糧食茍足,三年不能破,乃委之于所親昵阘冗恇怯之人,聞風先遁,咎十二。此皆可以為李鴻章罪者。"</h3><h3> 說完李鴻章的罪責,梁啟超話鋒一轉(zhuǎn),開始從深層次分析甲午戰(zhàn)爭之敗。梁啟超認為,李鴻章和他的淮軍在中日甲午戰(zhàn)爭中固然有不可寬恕的罪責,但真正的亡國之人,正是這些站在李鴻章背后拿他的錯誤作為談資的人,他們虛假驕橫,毫無責任感,從未想過如何富強的方法,更不用說去努力實踐。中日甲午戰(zhàn)爭之失敗,是因為大清王朝和日本帝國國力已經(jīng)發(fā)生了嚴重的逆轉(zhuǎn),戰(zhàn)敗無可避免,就算李鴻章把這十二個錯誤全都避免,只不過也是推遲戰(zhàn)敗的時間而已。梁啟超認為,李鴻章固然應該受到批評,但那些只會在背后指手畫腳的人,卻是沒有資格去批評的。 </h3><h3><br /></h3><h3>北洋水師定遠艦</h3> <h3><b>6、 外交家之李鴻章</b></h3><h3> 在外交上,李鴻章在當時甚至近代,都具有相當大的名氣,&quot;十九世紀的三大偉人&quot;、&quot;東方脾斯麥&quot;等等都是他的稱號。很多人說李鴻章是偉人,是民族英雄,也基本都基于李鴻章在西方的名氣和尊重。我個人卻并不這樣認為,近代有一個人,和李鴻章的境遇有些許相似,這個人便是戈爾巴喬夫。戈氏從出任蘇聯(lián)首腦開始一直到現(xiàn)在,在西方政治圈的評價都很高,西方國家從來不吝惜用華麗的詞藻來贊美他,在蘇聯(lián)即將崩盤的前夕,老戈獲得了政治圈最高的榮譽諾貝爾和平獎,以表彰他對世界和平的貢獻。那么,戈爾巴喬夫是俄羅斯人的英雄嗎?西方人的內(nèi)心到底如何看待李鴻章呢?李鴻章拜訪問德國時,專程拜訪俾斯麥,俾斯麥&quot;夸贊&quot;李鴻章道:有人說你是東方俾斯麥,我自己卻難望得到歐洲李鴻章的稱號。這話值得玩味!</h3><h3> 對李氏之外交風格,西方人有&quot;大手段之外交家&quot;的贊譽,但梁啟超持相反評價,稱之為&quot;小狡獪之外交家&quot;。梁啟超說&quot;夫手段狡獪,非外交家之惡德。各國并立;生存競爭,惟利是視。故西哲常言個人有道德,而國家無道德。試觀列國之所稱大外交家者,孰不以手段狡獪得名哉。雖然,李鴻章之外交術,在中國誠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則瞠乎其后也。李鴻章之手段,專以聯(lián)某國制某國為主,而所謂聯(lián)者,又非平時而結之,不過臨時而嗾之,蓋有一種戰(zhàn)國策之思想,橫于胸中焉……&quot;</h3><h3><br /></h3><h3>李鴻章與俾斯麥</h3><h3><br /></h3> <h3>  梁啟超的判斷可謂切中要害,李鴻章式的中國外交,無非承襲兩千年前的縱橫家故智,既昧于世界大勢,又無長遠堅定之立場,惟偏重于技巧末事,一味借力使力,徒以縱橫捭闔為能事。梁啟超繼續(xù)分析李氏外交失敗的教訓說:"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泰西外交家,亦嘗汲汲焉與他國聯(lián)盟,然必我有可以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若今日之中國,而言聯(lián)某國聯(lián)某國,無論人未必聯(lián)我,即使聯(lián)我,亦不啻為其國之奴隸而已矣,魚肉而已矣。李鴻章豈其未知此耶?吾意其亦知之而無他道以易之也。要之,內(nèi)治不修,則外交實無可辦之理。以中國今日之國勢,雖才十倍于李鴻章者,其對外之策,固不不得隱忍遷就于一時也。此吾所以深為李鴻章憐也。雖然,李鴻章于他役,吾未見其能用手段焉,獨中俄密約,則其對日本用手段之結果也。以此手段,而造出后此種種之困難,自作之而自受之,吾又何憐哉?"</h3><h3> 中國士大夫飽讀圣賢之書,無不知曉春秋大義;縱觀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等晚清名臣,個個算得上一時人杰。但形勢更比人強,列強環(huán)伺,兵臨城下,不簽字畫押割地賠款,僅僅靠玩弄"戰(zhàn)國策"式外交伎倆,是過不了關的,李鴻章逝世前一小時,俄國使節(jié)還來催逼在密約上簽押。這就正映襯了那句婦孺皆知的話"弱國無外交",梁啟超在這本傳記中說"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內(nèi)治不修,則外交實無可辦之理",確為真知灼見。</h3><h3> 在漢語詞匯中,"賣國賊"與"漢奸"似乎略有不同:前者的行為有一定的被動性,主要對其后果負責;而后者則有較強的主動性,意味著徹底的賣身投靠。李鴻章海防塞防之爭時,主張放棄新疆給俄國人,以免白白消耗中國資源,若不是左宗棠以抬著棺材率軍萬里迢迢去遠征新疆,以及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在圣彼得堡舌戰(zhàn)群儒,現(xiàn)在的伊犁,甚至新疆全境,早已不屬于中國了。所以李鴻章背負"賣國賊"的罵名,也不算太冤枉。</h3><h3> 清代出賣的國家權益,國民政府時代已開始收回;賠給別人的白銀,當今中國也正在慢慢賺回來。但被強鄰陸續(xù)侵占的國土,不知何時才能收回了?此刻回想陸游的詩句"遺民淚盡胡塵里,南望王師又一年"、"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心中充滿了悲愴!</h3><h3><br /></h3><h3>漫畫李鴻章</h3> <h3><b>7、 投閑時代之李鴻章</b></h3><h3> 梁啟超在這個章節(jié)里,講述了李鴻章兩段時光,一是他受任治理黃河和任兩廣總督這段時光。治理黃河時,他聘用比利時工程師全面勘測了黃河,并形成了一篇具有一定學術價值的報告,此不詳述。</h3><h3> 任兩廣總督時,有兩件事,令我印象深刻。一是李鴻章任兩廣時,實行&quot;賭博承餉&quot;制度。梁啟超說李鴻章&quot;其最流毒于粵人者,則賭博承餉一事是也&quot;。何謂賭博承餉?說白了,就是鼓勵大家賭博,開賭場,然后抽取傭金用于他在廣東打黑的專項資金。孟子曰:乃陷于罪,然后從而刑之,是罔民也。夫不教而刑,猶謂罔民,況勸之使人于刑哉?李鴻章鼓勵大家賭博,而抽取傭金去打黑,殊不知賭博的人,輸了就會去搶劫,或者做強盜。一方面鼓勵人賭博,一方面又大肆捕殺強盜,殺人之手段也。從1900年1月18日李鴻章到達廣州,到當年7月17日離開廣州北上,只有短短的半年時間,李鴻章在東采取&quot;就地正法&quot;的手段打黑,殺了數(shù)萬人,德意志帝國第二任總參謀長瓦德西的日記里說有6萬人。</h3><h3> 二是&quot;東南互保&quot;,1900年,昏庸腐朽的慈禧太后向全世界宣戰(zhàn)后,英美等參戰(zhàn)的帝國主義與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閩浙總督許應骙、四川總督奎俊、鐵路大臣盛宣懷、山東巡撫袁世凱達成協(xié)議,稱東南互保協(xié)議。慈禧固然昏庸腐朽,但李鴻章作為一代外交家,不會不知道東南互保對清政府的主權,是如何大的傷害。面對慈禧封的&quot;文忠&quot;這個謚號,他到了陰曹地府,會不會有點臉紅? </h3><h3><br /></h3><h3>東南互保</h3> <h3><b>8、 李鴻章之末路</b></h3><h3> 1900年7月,八國聯(lián)軍逼近北京,清廷正式任命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為全權議和大臣,與列強談判。這時,有人為李鴻章出主意,要他擁兩廣地盤自立,在亞洲開創(chuàng)一個新政體,此為上策;率軍北上,進京勤王,剿滅義和團,作為對列強的答復,此為中策;奉皇帝的命令,投入虎口,與列強談判,此為下策。顯然,李鴻章不具備實行第一條所應有的超乎尋常的膽識和氣魄。第二條建議很好,可現(xiàn)在的李鴻章已經(jīng)不是甲午戰(zhàn)爭之前的李鴻章了,他手里已無可用之兵。第三條選擇也就變得順理成章了,李鴻章留了個心眼,故意拖延到北京城破,再行進京。</h3><h3> 經(jīng)過漫長的談判,1901年7月25日,中國近代史上賠款數(shù)目最龐大、主權喪失最嚴重的不平等條約《辛丑條約》簽訂。這份條約,是李鴻章躺在病榻之上,指揮著下級官員與列強談來的,賠償額從10億兩白銀降到4億5000萬兩,列強最終敲定的這個數(shù),是對4億5000萬中國人來的,"人均一兩,以示侮辱"。此后,心力交瘁的李鴻章開始咳血,被診斷為胃血管破裂,11月7日,這位被慈禧太后稱贊為"再造玄黃之人"的老者于北京溘然辭世,享年79歲。</h3><h3><br /></h3><h3>辛丑條約簽訂圖</h3> <h3><b>9、 結論</b></h3><h3> 梁啟超說&quot;李鴻章必為數(shù)千年中國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李鴻章必為十九世紀世界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quot;故&quot;讀中國近世史者,勢不得不口李鴻章;而讀李鴻章傳者,勢不得不手中國近世史!&quot;對于李鴻章在歷史上的地位,梁啟超沒有標明態(tài)度,他把李鴻章與霍光、諸葛亮、曾國藩、俾斯麥、格萊斯頓等古今中外的十六位名人進行了一一對比。在這里我不詳述,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網(wǎng)上看看。</h3><h3> 梁啟超總結李鴻章洋務、軍事及外交失敗,在于&quot;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當此十九世紀競爭進化之世,而惟彌縫補苴,偷一時之安,不務擴養(yǎng)國民實力,置其國于威德完盛之域,而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挾小智小術,欲與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讓其大者,而爭其小者,非不盡瘁,庸有濟乎?&quot;在批評了李鴻章的失誤之后,他筆鋒一轉(zhuǎn),又擴展到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批判:彼李鴻章固非能造時勢者也,凡人生于一社會之中,每為其社會數(shù)千年之思想習俗義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鴻章不生于歐洲而生于中國,不生于今日而生于數(shù)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無一能造時勢之英雄以導之翼之,然則其時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為李鴻章一人咎也。</h3><h3> 梁啟超自稱:&quot;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quot;。在這本《李鴻章傳》的最后,梁啟超給李鴻章下了結論。&quot;有才氣而無學識之人也,有閱歷而無血性之人也。彼非無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之心,然彼彌縫偷安以待死者也。彼于未死之前,當責任而不辭,然未嘗有立百年大計以遺后人之志&quot;。他直指&quot;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quot;為中國官僚政治的通病,&quot;中國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也&quot;。盡管如此,&quot;舉朝二品以上之大員,五十歲以上之達官,無一人能及彼者&quot;。他預見到&quot;后此內(nèi)憂外患之風潮,將有甚于李鴻章時代數(shù)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鴻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復睹焉。念中國之前途,不禁毛發(fā)栗起,而未知其所終極也&quot;。</h3><h3> 在這本傳記里,梁啟超全文引述了日本作家德富蘇峰寫的一篇關于李鴻章的評論,看完讓我印象尤為深刻。日本人對中國人了解之深,學習研究之透徹,恐怕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做到。用公正客觀的態(tài)度評論李鴻章的得失功過的,全中國有也僅有梁啟超等數(shù)人,而一個人日本的作家、評論家盡然看得如此之透徹??梢赃@樣說,梁啟超評價李鴻章的主旋律,基本就是沿用了德富蘇峰的評論。德富蘇峰評論道&quot;李鴻章可謂支那人之代表人也。彼純?nèi)蝗鐩鲅悇游?,支那人之性也,彼其事大主義,中國人之性也,其容忍力之強,中國人之性也,其硬腦硬面皮,中國人之性也,其詞令巧妙,中國人之性也,其狡獪有城府,中國人之性也,其自信自大,中國人之性也。彼無管仲之經(jīng)世的識量,彼無孔明之治國的誠實,雖然,彼非如王安石之學究。彼其以逸待勞,機智縱橫,虛心平氣,百般之艱然糾紛,能從容以排解之,舍勝海舟外,殆末見有其比也。&quot;讀完這段,我仰頭冥思,中國人以仁義禮智信自居,到頭來被人評價為冷血、懦弱、容忍、厚顏、巧詞、狡獪、自大。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深刻的思考和反省。</h3><h3><br /></h3><h3>滿朝袞袞諸公,懂外交者,中堂大人一人亦</h3> <h3><b>10、 思考</b></h3><h3> "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閑看。" 這是李鴻章死后,他的政敵康有為為他寫的詩中的最后一句。當今時代之中國人讀來,依然應該有警鐘長鳴的緊迫感。經(jīng)過曾國藩、李鴻章、梁啟超、孫中山、蔣中正、毛澤東、鄧小平等一代代先輩們的不懈努力,偉大的中華民族,正在逐步的迎來復興。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我們不應該忘記近二百年來的屈辱,面對屈辱,我們"莫作等閑看",對歷史人物進行輕侮的點評和譏諷。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我們應該從這段屈辱的歷史中汲取教訓,勿做旁觀者,做一個踐行者。</h3><h3> 一百多年前,李鴻章為了修筑鐵路的權利,曾經(jīng)和列強據(jù)理力爭。現(xiàn)如今,中國的高鐵技術,已經(jīng)引領全球,我作為一個鐵路工作者,內(nèi)心充滿自豪。但我也未曾忘記那些屈辱,從大連鐵道學院畢業(yè)后,我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去青龍橋火車站,祭拜了詹天佑先生的銅像。詹天佑先生赴美留學時,寄居在Springfield(春田)鎮(zhèn),我以"春田"作為我女兒的小名,正是來源于此。此刻中國的鐵路,正在春天的田野里疾馳,我們每一個鐵路建設者,都要樹立這樣的決心:用中國的高鐵敲開曾經(jīng)的列強的國門,洗去中華民族這百年的屈辱。</h3><h3> </h3><h3> 張益·于2018年2月6日 </h3><h3><br /></h3><h3>詹天佑耶魯畢業(yè)照</h3>